1960年10月，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他的老朋友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交谈中，斯诺大胆地问毛主席：“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回答道：“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在草地与张国焘的斗争，是毛主席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也是长征途中最危急的时刻。
1935年6月，毛主席率领的红一方面军经历生死搏斗和长途跋涉，终于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然而，作为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张国焘野心迅速膨胀，妄图以优势军力胁迫党中央，以获得党政大权。他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力主南下。9月10日凌晨，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不得不率领一、三军团脱离四方面军，单独北上。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回忆道:
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件，使我愣了愣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也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中央派人送来指令，要我们率队北进；陈昌浩写了复信，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
毛主席与徐向前元帅
徐向前在这里提到的中央派人送来的“指令”，是毛主席代表中央写给徐向前的一份密信。据考证，这封密信是由情报侦察能手、时任红一军团第二师通讯主任的曾思玉亲自送到徐向前手中的。
据曾思玉回忆，1935年9月10日，右路军的先头部队红二师已经向草地急速行军一天，驻扎在只有几户藏族人家的一个小庄子里。9月11日晨8时许，一支马队急驰来到红二师驻地，原来是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博古、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等中央领导莅临。红二师师长陈光、政委肖华把他们迎接到他们的住所。
曾思玉等红二师司令部机关参谋人员看到这么多中央领导突然亲临并召开紧急会议，都预感到可能发生了重大事件。
不一会儿，师长陈光与政委肖华从房子里匆匆走出，把曾思玉叫到另外一间房子里。陈光表情凝重地对曾思玉说：“曾主任，交给你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而且是十万火急的任务。”
说着，陈光拿出一封信：“这是毛主席写给四方面军徐向前总指挥的一封信，命你火速送交给他。你带领六团一营和师部备用电台，用最快的速度赶到昨天经过的那个岔路口。徐总指挥可能在今天下午由东而西经过那里，他必经过那个岔路口向毛尔盖地区去，这是你见到徐向前总指挥的最好时机和地点。千万不要错过！”
政委肖华补充道：“你去完成这个任务，路上遇到各种问题，都要灵活处置，尽量避开，一切都为送信任务服务。”
陈光又嘱咐道：“无论如何要把毛主席的亲笔信送到徐总指挥手中，这是关系到党和红军前途和命运的极其重要的一封信，任务艰巨，困难很大。但是，你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红军干部，一定要想办法完成任务。如果遇到意外，哪怕牺牲自己也要设法将信送到徐向前总指挥手中。”
曾思玉态度坚决地回答：“困难再大，也要想办法完成。”
随后，陈光与肖华带着曾思玉来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开会的房子里。陈光向毛主席报告说：“这是我们师司令部的通讯主任曾思玉，由他来执行送信的任务。”
毛主席见到曾思玉，笑呵呵地幽默地说：“哎，你不是给我选派担架员的曾思玉吗？主任亲自出马，一个顶俩，我相信你能够顺利完成这次送信的任务。”
原来，毛主席和曾思玉已经是老熟人了。1935年4月底的一天，陈光接到红军总部保卫部门通知，因毛主席患病，要红二师给毛主席挑选担架队员。陈光将这一光荣任务又交给了曾思玉。曾思玉接受任务后，在全师担架队里挑了六位年轻力壮的担架队员，他们分别来自瑞金、兴国、于都等地。其中一位肖班长和一位姓刘的兴国老表是曾思玉比较熟悉的。在抢渡金沙江的路上，中央纵队休息让路，让红二师先行。一天，毛主席坐在担架上利用休息时间看书，忽听担架员肖班长大声喊道：“曾主任，曾主任，你们怎么这么快就赶上来啦！”毛主席立刻放下书本，好奇地问身边担架员刘同志：“哪个是曾主任？” 刘同志用手指着曾思玉告诉毛主席：“他就是我们红二师司令部通信主任曾思玉，他是我们江西信丰老表，我们几个担架员就是他一个一个跟我们谈话后选定的。”曾思玉赶忙跑上前去，向毛主席敬礼和问好。毛主席问曾思玉：“你今年多大岁数啦？”曾思玉回答：“报告主席，我24岁了。”毛主席笑了起来：“才24岁呀，年轻小伙子嘛。你这位信丰老表很精干哪！”
毛主席与曾思玉
毛主席看到这次送信的是这位精干的“信丰老表”，很高兴，指点着地图对曾思玉说：“徐总指挥从东面来，一定会经过这个岔路口向毛尔盖去，你必须争取时间，抢先赶到岔路口等候。”
曾思玉信心十足地说：“请毛主席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毛主席点了点头，语气沉重地说：“那可不是一封普通的信呀，送这封信说不定会付出重大代价，甚至还会流血牺牲的！”
曾思玉深情地说：“毛主席，跟着你干革命，我们红军战士心里就亮堂，就高兴，为革命事业牺牲自己也是光荣的！”
告别毛主席，曾思玉立即带领六团一营和电台，火速出发，下午两点左右，及时赶到了草地小山坡的指定岔路口。
曾思玉因前方情况不明，怕有埋伏，命令营长曾保堂带领战士在北侧山坡警戒，在山岗上的雪松林子里隐蔽起来，以防意外发生。
曾思玉又派出干部观察哨用旗语信号联络等候。他则带领温先星和另一位姓罗的红军战士在岔路口雪松下休息等候。
下午4时许，瞭望哨的旗语信号舞动起来，旗语信号报告，东面有一支骑兵队伍奔驰而来。
没过几分钟，几个先头骑兵飞奔而来。曾思玉见状，立即上前，手握信件摇晃着高喊：“同志们，停下，停下，徐总指挥来了吗？”奔驰而来的骑兵队伍立即停了下来，曾思玉上前问道：“哪位是徐总指挥？”一位挎驳壳枪的战士用手指了指后面一位骑在马上的将领说：“那位就是徐总指挥！”
曾思玉跑步上前，先向徐向前敬礼，然后郑重地送上信件。徐向前接过信件，见信封上是毛主席亲笔书写的苍劲有力的“徐总指挥收”几个大字，当即拆开信封，定睛阅读。读罢信，只见徐向前眉头紧锁，脸色严肃，愤慨地说了一句：“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站在徐向前面前的曾思玉此时心情极度紧张，他问道：“报告总指挥，您有回信吗？”
徐向前沉思片刻说：“没有回信，我写个字条，表示收到这封信，签上我的名字。””徐向前又关切地问：“毛主席、周副主席身体好吗？”曾思玉答道：“毛主席身体好，周副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身体都很好！”
徐向前欣慰地点了点头，随即从旁边一位红军战士手中接过纸和笔，挥毫写道：“毛主席：信已收到。徐向前”随后，将字条递给曾思玉。
曾思玉收好字条，向徐总指挥敬礼后，转身离开岔路口。徐向前带领马队也快速离开了岔路口。
徐向前的骑兵队伍远去后，隐蔽在山冈雪松林中的的一营指战员快速过来。曾思玉翻身上马，带领一营和电台人员飞奔北上。
9月12日上午，曾思玉一行赶上了中央红军大部队，把徐向前的字条交给了毛主席，圆满的完成了送密信的任务。
毛主席致徐向前密信的主旨，在于向徐向前解释中央红军独自北上的事实真相，并劝说徐向前带领四方面军北上；即使一时难以北上，也要团结和教育广大四方面军将士，跟着党中央走，今后条件成熟了回到北上的队伍中来，而千万不能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这份密信对于防止红军内部发生冲突，以及一年后红四方面军的北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毛主席与张国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