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8月2日对普通人来说或许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是对于赵一曼来说，却是生命中的最后一天。年仅31岁的她为了革命事业被日本人非人般的折磨了9个月之久。而最后留下了一封遗书，但是这封写给他儿子的遗书，却在18年后才她的儿子陈掖贤看到。
赵一曼投身革命赵一曼是化名，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她出生于四川宜宾的一个地主家庭里，而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家庭，才让赵一曼8岁的时候能够进入私塾学习，这也为她将来加入革命事业打下了基础。
在赵一曼21岁的时候，他的大姐夫郑佑之介绍他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此后赵一曼考入了宜宾女子中学，继续深入的学习共产主义，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赵一曼先后参加了抵制洋货的运动，并且按照组织的指示在学生中宣传。随后她又到了莫斯科去继续深造，1928年的冬天按照组织的要求回国从事秘密工作，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在宜昌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宁儿”。
随后便爆发了九一八事件，而赵一曼则被派到东北，在沈阳工厂中领导工人们作斗争。而后便留在了东北，对抗伪满洲国和日本侵略者。建立了农民游击队，联合了抗日作战，活跃在敌人的后方，经常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对日本人来说，赵一曼就是眼中钉，肉中刺。
赵一曼为了掩护同伴不幸被捕
1935年11月，赵一曼为了掩护战友撤退腿部负了伤被俘。日军不知道是为了套取情报还是泄愤，给她的腿部做了简单治疗后就开始了审讯。或许我们想象中的审讯就是用皮鞭，用烙铁严刑逼供。但是历史上真正的审讯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日本人用电刑、窒息、不让赵一曼睡觉等方式摧残她的精神防线。但是在长达9个月的审讯过程中，赵一曼非但没有妥协，反而坚定了意志，就算几次昏死过去，也没有说出一字有关于抗日联合的情报。
在随后逃跑失败后，被日军再次抓住的她被押往珠河迎来自己生命的终点。残暴的日军甚至将她绑在车上游街示众，纵使面对敌人的残酷折磨，赵一曼仍旧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上刑场前赵一曼留下一封遗书
而在前往刑场的车上，赵一曼留下了对儿子的一封遗书。仅仅150字中，除了对儿子的愧疚，剩下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要爱国。日本军官看完后身为愤怒，他将手摆了摆，下令让手下开枪。就这样，在日本军的迫害下赵一曼为了革命结束了她宝贵的生命。
而她的儿子陈掖贤却一直不知道母亲的下落，因为赵一曼长期使用化名，而且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很早，孩子也是交由其他人抚养长大。但是经过赵一曼的二姐李坤杰的不懈努力，终于找到了赵一曼的战友。而这个时候，陈掖贤才见到了母亲的遗书。
这封遗书保存在东北烈士纪念馆中，陈掖贤手抄下来珍藏，并且将这些话牢牢地刻在了心里，他自己用钢针和蓝色墨水在手臂上刺下了“赵一曼”三个字。虽然身为烈士之后，但是陈掖贤时时刻刻都教导自己和自己的孩子，不要以烈士的子女自居。有问题自己解决，不要麻烦组织。否则就是对不起自己的赵一曼这一名字。
而赵一曼的儿子，那个她取名为宁儿的人也遵循母亲的教导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共产主义建设者。学习成绩优异的陈掖贤先是进入了人民大学外交系学习，受到周总理额外关心的他本能顺理成章成为一名外交家，但是因为当时他觉得祖国更需要工业建设，就又去北京工业学校深造，为国出力。
虽然陈掖贤在母亲的怀抱里的时光极其短暂，甚至都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但是陈掖贤始终以母亲为榜样，党和政府要给陈掖贤发烈士抚恤金也统统被他拒绝。他说：“妈妈的鲜血钱，我是用它来吃还是来穿？”最后他连烈士家属证也没有办，任何的待遇都没有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