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世对古代历史的研究中，有这么一种观点：当官无非分三种，一种贪官，一种庸官，一种清官。这三种官员除了第二种不大受重视以外，民间比较关注的通常是清官和贪官。而另一个极端的群体就是清官了，普通人对于他们的了解，基本来自史书或者根据史书改编的艺术作品。
提起清官，人们可能会想到武朝的狄仁杰，明代的海瑞等等。可是还有一位也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清官，他因为断案厉害被人成为“青天”，而且因为名声太大，朝廷不得不数次为他加官进爵，他就是包拯。他的官到底有多大？又相当于今天的什么级别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正如京剧里唱道的那样：“包龙图打座在开封府”。这里面的包是姓，而龙图则是他的官位了。包拯被封为龙图阁大学士，大学士容易理解，就是文史类的官员。一般负责史书编纂，文学记述等方面的工作。
和翰林是同一系统，属于清贵的官职。而重点在前面的龙图阁，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宋代特有的一个机构，主要是用来放置前朝君主生前东西的。品级不算高，大概是从三品，也就是处在二，三品之间。
比如宋代常常出现在史书中的两阁，天章阁和龙图阁。其中天章阁是用来放置宋太祖赵匡胤遗物的，而龙图阁则是放置宋太宗赵光义遗物的。遗物的范围以先祖手书，画册，诏令等物品为主，由于大多是文字相关的物品，所以管理和保存方面需要的大多是文学素养较高的人材。作为在其中供职的人来说，他们每天的工作职责也相对简单。大多以看书，写字为主，算是一个机关闲职。
而这种明显是闲职的工作岗位，明显更适合于那些不求官场飞黄腾达的人们，这些人大多是上了年纪，升迁无望的人。发展到后来，这个官职渐渐演变成为一个荣誉职位，虽然成为龙图阁学士，却并不必每天去那里闲坐看书，但是相关的俸禄还是照付的。这种挂名领钱却不用上班的规矩，也造成了宋代官员收入虚高，财政入不敷出的历史基调。
府尹算是一地长官，通常在地方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可是在京城里面就不算什么了。但这其中有一个例外，就是开封府。因为开封是大宋都城，所以开封府尹基本相当于现代的首都市长。
这个官职就很微妙了，从品级上讲，它级别不高，可能在京城里面更高品级的官员一抓一大把；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因为涉及到京城甚至皇城的安全，所以一般做这个官的必定是皇帝信任的人。
其实现在提到的开封府尹，在当时并不是掌管开封府的唯一官职。在宋代的时候，首都长官包括开封府牧，开封府尹，开封府少尹，权知开封府事等官职。其中的前两位都是从三品，但开封府牧一般由皇太子兼任，所以大多时间是个虚职。
自少尹以下，都不足四品，说话力度有限，一切以府尹为尊。既然开封府尹这么重要，所以通常是由亲王担任，比如宋太宗赵光义在赵匡胤在位的时候就是开封府尹，包拯以臣子之身担任，表现出仁宗皇帝对他的信任。
从龙图阁大学士到开封府尹，这两个官职无论是否虚职，但都是从三品。但是作为一个从三品的“小官”，哪里来的底气让包拯可以参与朝中大事，和王爷分庭抗礼，甚至指出皇帝的过错呢？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宋代的行政级别理解问题。
职低而权重在宋代，官员制度常常涉及到一个三位一体的概念，也就是官，职，差遣的区别。在后世的包拯碑文上，详细记述了他的官职和差遣：他官至谏议大夫，职称是龙图阁大学士，而差遣最终达到了枢密副史。这里的官，是个虚衔，用来决定俸禄的级别；职位也不是主要职责，而是代表官员等级；只有最后的差遣，才是一名官员的实际工作内容和职责范围。
在成为枢密副史前，在包拯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的差遣都是权知开封府，后升到开封府尹，所以他的大多数工作内容都跟开封府的日常财政，治安和行政有关。
甚至可以说，只要是发生在开封府里面的事情，除了特别重大的事情需要上报朝廷，大部分的事情包拯可以有专断之权。这样在京城里除了皇族，其他居住在城里的各级官员的大事小情，都绕不开包拯，自然权利不小。
而纵观包拯的一生，虽然官不过三品，可是担任过的大多是实打实的实权官。比如他曾任正八品的监察御史，虽然官职低，可是行使的却是监督百官的权利，哪怕比他官职高的地方官员也会对他以礼相待。
后来他又调到三司使，掌管钱粮，最终成为枢密副使，算是进入了国防部，主管天下兵马和打仗钱粮调度等等。由此可见，虽然他的级别不高，但是因为所在位置的重要性，也让他有了更多机会参与到朝廷最高决策中来。他的官场轨迹，反映出宋仁宗对于他的信任和重视。
结语综上所述，在皇权本位的体制下，无论是贪官或者清官的出现，都需要合适的土壤和环境。而决定好坏结果的，大多跟皇帝本身有关。正如史书中常说的一样，昏君配佞臣，如果一个皇帝一意孤行，贪图享乐，那么他最偏爱的臣子成为权倾天下的大奸臣的几率就大大增加了。这也是封建王朝自身局限的一种表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