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级森严的贵族政治（看日本二战前首相当中的“公侯伯子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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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原本是一个传统的专制社会，在明治维新之后开始向西方学习，从政治经贸到衣食住行都留下了很深的西方印记。但是，日本仍然保留了许多固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世袭背景之下的贵族政治和等级森严的社会准则也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只是在具体的执行环节上增删了一些步骤，其内核依然强大。在政坛中亦是如此，为了确保身份地位和职务相互映衬。二战之前的很多位首相都享有崇高的地位，源自中国的“公侯伯子男”爵位依旧存在于日本政界之中。首相和各部大臣均由拥有爵位的贵族担任，形成了贵族内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二战时期，日本战败后政坛被盟军强制重组，相关的等级制度才渐渐消失。其具体的情形如何，且待在下慢慢道来。

贵族执政是日本二战前的传统

爵位制度源于古老的中国社会，先秦时期中国便开始实行爵位制度，“公侯伯子男”就是一段时期内的爵位概述。爵位不仅是地位的体现，还附带着土地的管辖权和大量的经济利益。当时的天子会举行特殊的仪式来分封爵位，将象征着土地的白茅草赐予贵族，因此也被称为“裂土分茅”。日本是从唐代时期开始向中国学习典章制度，包括爵位制度也一并带回了日本社会中。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改革内部的政治体制，取消了原有的大名和公卿称号，以“华族”作为群体性的指代名称。政府也在1884年颁布《华族令》：将华族分为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五个等级。而当时能够获得爵位的主要就是三个群体，第一是原本的旧公卿家族和大名家族，公卿之家的子弟可以凭借家世授予子爵以上的爵位，大名之家可依据原有俸禄等级获封男爵以上爵位。当中的代表就是原本的五摄家，他们是在幕府时期就于天皇身边辅佐的高级文官家族，被封为公爵。第二个群体就是在倒幕运动和戊辰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重臣群体，像是西乡隆盛、木户孝允都获封了侯爵。第三个群体就是皇族中被降为臣子的一部分，比如后来的伏见宫博英王就被降为了臣子，封为侯爵，但这部分人数并不多。这些身份象征着特权和地位，并且还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政府。

日本的贵族内阁

日本明治政府从伊藤博文担任首相开始，这一职位就长期与贵族身份合二为一。伊藤博文在颁布《华族令》时获封为伯爵，他的继任者黑田清隆也是伯爵。在日本明治宪法颁布时期，所有的内阁成员都有子爵之上的贵族身份，可以说的上是贵族内阁。之后的首相及其爵位大致如下：

三条实美（公爵），山县有朋（公爵），松方正义（公爵），大隈重信（侯爵），

西园寺公望（公爵），桂太郎（公爵），山本权兵卫（伯爵），寺内正毅（伯爵），

内田康哉（伯爵），高桥是清（男爵），加藤友三郎（子爵），清浦奎吾（伯爵），

加藤高明（伯爵），田中义一（男爵），斋藤实（子爵），近卫文麿（公爵）。

在发动二战的罪魁祸首裕仁天皇登基之前，日本的首相中只有1918年9月29日—1921年11月4日的原敬首相是平民身份。进入到裕仁天皇的昭和时期后，平民出身的首相开始多了起来。这也与日本当时发生的军国主义抬头、军人势力坐大有直接的关联。

日本明治天皇

二十世纪初期，日本的政治体制也在面临激烈的变革，政党政治开始进入到国家的政治序列之中。包括伊藤博文在内的明治元老也开始投身于政党活动之中，但是由于长期的传统时代对于日本人的思维影响。日本的政党政治在建立初期仍然保有很浓厚的忠君色彩，没有将政党政治的精髓即“分权与制衡”融入到国家的政治之中。更有甚者，以变革为口号，实际上是为攫取自身的政治资本，更有甚者将国家体制视为一场政治豪赌。正如美国人约翰·托兰所撰写的《日本帝国的衰亡》当中提及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专制制度在欧洲瓦解，接着出现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潮流，这在日本青年人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要求变革的呼声甚嚣尘上。政党相继出现，一九二四年开始实施成人普选法。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在日本，视政治为赌博或摇钱树者大有人在，已揭露出一系列丑闻，如松岛红灯区丑闻，铁路丑闻，朝鲜丑闻等。对贪污贿赂的告发，使国会大楼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这些扭曲的发展使得日本的政治运作本身就出现了先天不足，而贵族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并没有随着政党政治的兴起而有所降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贵族依旧是国家政治领域的重要角色。就最高的爵位公爵而言，在数十年中只有桂太郎是凭借着个人的努力而登上了公爵的地位，贵族在当时的政治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

从平民到贵族的桂太郎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将贵族的大门向部分积极努力、力争上游的平民开放，这是它进步的显著特征。在日本的传统社会，高级贵族完全由世袭产生的。优秀的平民只能进入到普通的官员序列之中，无法改变自身的身份和命运。而在明治维新前后，很多在戊辰战争中立下功勋的平民获得了贵族的头衔。在之后的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也有很多的将领因为功绩而获封为贵族。典型的代表有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海军的东乡平八郎，他就是平民出身，因此战而被封伯爵，后又晋升为侯爵。他和桂太郎一样都是通过功劳的累积从平民一步一步走向了贵族的地位，这体现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积极促进人才的上下流动，不拘一格降人才也是日本成功的关键点之一。

首先，这是东方民族的长期惯例。这样的安排并非日本独创，在中国早期一人之下的丞相（相国）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贵族的身份。在汉代中期以前，国家文官政府的长官也都是由拥有列侯头衔的军功或者外戚贵族担任。汉武帝时期还确立了“丞相封侯”的制度，也就是当丞相就任时没有列侯的身份，从他担任丞相的那一刻起皇帝就会自动授予他列侯的身份。在汉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布衣宰相是汉武帝时期的公孙弘，据《汉书》记载：

“元朔中，公孙弘代薛泽为丞相。先是，汉常以列侯为丞相，唯弘无爵，上于是下诏曰：“朕嘉先圣之道，开广门路，宣招四方之士，盖古者任贤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劳大者厥禄厚，德盛者获爵尊，故武功以显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乡户六百五十封丞相弘为平津侯。”

布衣宰相公孙弘

自此之后，丞相与贵族就成为大汉王朝四百年中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直到丞相制度改革之后。日本很明显是在唐代之后吸取了中国的典范制度，明治维新时期又把相关制度重新设置到了国家的政治体制之中。以贵族治理国家一方面是对于贵族身份和能力的肯定，由于古代政治社会中没有专业的概念，所以身份是能力的一种代表。国家也是以此来作为选拔高级官吏的衡量尺度。因为贵族和平民存在身份上的落差，平民对于贵族的服从具有理所当然的先天性。这样能够加速政策的执行力度。在古代时期，整个东亚都是等级社会，上下阶层秩序井然。因此，日本自明治之后以贵族担任首相也在情理之中。

其次，贵族是日本当时对于天皇最忠诚的一个群体。天皇在数百年的幕府将军控制之下形同虚设。而在这一时期下层的武士和各藩的大名拥护天皇掌权，发动倒幕运动也是天皇可以重掌大权的最重要原因。所以，天皇以贵族担任政府首脑也有酬劳功臣的意味在其中。而且，由于长期以来的幕府统治，天皇的身边缺乏能臣干吏和优秀的人才。在倒幕运动和戊辰战争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优秀分子，不仅在军事领域战功赫赫，同时还对于国家的体制机制和法律修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以这些人来组成政府的核心不仅有利于稳定国家的局面，更能够加速国家的发展。再加上长期以来的封闭，日本当时很多人的思维还停留在古代，对于西方和现代社会缺乏必要的认识。佩里叩关之后，西方社会对于日本的冲击不断加大。而木户孝允等人在倒幕运动之前就对于西方社会有所接触，所以任用他们可以更好地与西方接轨。

木户孝允

最后，明治天皇重新夺回大位时还比较年轻，经验不足。当时的军队也大部分都来自于倒幕运动中的将领麾下。赐予这些将领贵族的身份，再将政府也完全交给这些新贵来掌握，可以更好地实现权力的行使和政策的运转。而且经过了尊王攘夷运动的渲染，国家内部忠君爱国的氛围高涨，因此天皇并不担心会再出现另一个幕府来瓜分统治权。所以，以伊藤博文等新贵来处理政务，这对于当时的明治天皇来说是最佳的选择。

日本虽然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但是随着国际上多种思维不断涌入日本。日本国内的风向也有所转变，进入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这种现象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一时期，明治维新中的元老已经日渐老迈凋零，但是这些家族依靠着贵族的身份依旧掌握权力。这就造成了底层青壮年特别是军内青壮派的不满，矛盾在不断的累积之中。

日本最后一位元老——西园寺公望

从第一位平民首相原宪被刺杀以来，底层军官的狂热性被不断点燃。直到二·二六兵变时的总爆发，当时主要针对的人除了政府首脑之外还有大量的元老贵族。其中包括了牧野伸显伯爵、西园寺公望公爵、斋藤实子爵等等，这些人都是日本贵族阶级的代表。这场兵变虽然最终被镇压，但是底层青壮派军官的疯狂已经日趋失控。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军部的代表正式登上了首相的宝座，将整个日本推入了战争的深渊之中。最终，1945年日本战败，整个贵族阶层也被盟军纳入到了清算的名单之中。据资料记载：

“1947年，根据新的《日本国宪法》，华族制度正式废除。据统计，当时有爵位者包括：公爵17名、侯爵38名、伯爵105名、子爵351名、男爵378名，共计889人。1947年5月15日上午10点，自岛津忠重公爵以下204名华族齐聚东京皇居“表三之间”拜谒昭和天皇。在会见中，天皇表示：‘从今以后华族制度废除，各位要努力不辱没祖先的名声。’”

自此之后，日本长达数十年的华族政策正式被终结，日本政府也走向了平民化，政党政治成为了政府的主体架构，一直延续至今。

二·二六事件

综上所述，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通过《华族令》确立了“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的贵族身份，分别授予了当时的元从重臣和传统世家。自从伊藤博文正式出任首相之来，日本的首相乃至内阁都为贵族所掌握。在昭和时期之前，只有原宪首相是平民身份，其余的首相都有高低不等的爵位在身。进入近代之后，日本打开了贵族和平民的界限，许多在战争中立下功勋的平民都被授予了爵位，成为贵族。有些人甚至坐上了首相的位置，成为政府首脑。这固然是遵循了东方民族的一贯传统，也是对于功臣的酬劳，有利于推动国家的发展和与西方接轨的进程。但是由于长期的贵族执政也埋下了隐患，底层的青壮派军官渴望获得权力，甚至不惜兵变来实现自己的疯狂理想。日本军国主义上台执政后将整个太平洋地区推入了战火之中，最终自食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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