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整治社会风气，1983年全国开展“严打”，打击了一大批犯罪分子。其中一些犯罪分子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但是他们依旧被逮捕归案。今天要介绍的就是其中四位高干子弟。
第一位就是胡晓阳，他的父亲是胡立教，时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他是标准的“红小鬼”，十四岁就参军，抗战期间任新四军军部三科科长，他中年丧子，领养了亲戚的儿子胡晓阳，但是特殊时期他和夫人都受到冲击，没有父母在身边，胡晓阳也成了纨绔子弟。
他犯了流氓罪，“严打”时期对流氓罪的刑罚是很重的，再加上他罪行严重，于1986年被枪决。
第二位就是陈小蒙，他的父亲是陈其五，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团政委等职，参加过数场战役，建国后任南京市委委员，特殊时期结束后恢复名誉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陈小蒙作为革命前辈的儿子却从小自认高人一等，是十足的纨绔子弟，后来他更是和几个朋友一起利用各种借口玷污妇女，其中就有胡晓阳，他于1986年也被判处死刑。
第三位是朱国华，他是朱老总的孙子。人长得很帅，身份又高，很受周围女孩的喜爱。但是他也是一位让人恐惧的罪犯，经常伙同他人诱骗女青年。1983年他被判处死刑。
第四位就是陈东平，他的父亲是开国上将陈再道，陈再道，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第4军11师32团3营营长、红4军军长、八路军129师386旅副旅长、冀南军区司令员等职，是国家的大英雄。但是他的儿子却没有继承他的优秀基因，反而不学无术、四处作恶。
从小就喜欢欺负女孩子，长大后到哈军工学习，严格的管理让他喘不过气来，很快就退学回家。在家里，他彻底放纵，甚至还偷听敌台广播。他萌生了可怕的想法，竟然想“入伙”。
但是事情很快败露，他被送去农场教养，但是依旧没有改掉恶习，于1983年被捕，1984年被判处死刑。
与之相反，刘伯承将军在家里的电话机上甚至贴上字条，写着：党和政府因我办公需要而安装，子女一律不得使用。简单的一个字条就可以体现出其家教之严。
高干子弟经常会受到有心之人的吹捧，一些素质好，家庭教育严格的子弟自然不会迷失本心，但是还是有不少人有了优越感’、特殊感，十分肆无忌惮，最终结局自然是悲惨的。
这些高干子弟就是典型，杀一儆百。邓工后来在一次会议上就说：“我看了案件的反映，处理得好，敢于处理。”陈云也说：“父亲要开明，儿子要管严。”“严打”迅速肃清了社会风气，我们要从这些历史事件中吸取教训，绝对不能误入歧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