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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惠元
1986版电视剧《西游记》的片头多次聚焦“行者”群像。在这些镜头中，全景、自然光、仰拍成为核心要素，调度方式是四人一马呈直线形排列，从右向左行进。更重要的是，“行者”群像常常出现在险峻的地势之上，诸如陡坡、悬崖、瀑布等，创作者试图用地势之险反衬路途之艰。在雄壮的自然风景之中，“行者”群像显得尤其渺小，但是，仰拍角度却又模拟出一种英雄崇拜式的注目礼。在实景拍摄的自然风光与英雄主义情结之间，“行路难”成为一个寓言性的主题，它不经意地揭示出80年代中国的复杂文化心理。
前文的讨论中，我们分别从“媒介景观”与“风景民族主义”的角度打开了“风景”的理论视野，接下来的论述焦点将是“风景”与“行者”之间的张力关系。换言之，我们必须回答“风景”如何塑造了主体。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风景之发现”，他的论述出发点是康德的“美”与“崇高”之辨。在康德那里，被视作名胜的风景是一种“美”，而诸如原始森林、沙漠、冰河那样的风景则是“崇高”；“美”是通过想象力在对象中发现合目的性而获得的一种快感，“崇高”则相反，是在怎么看都不愉快且超出了想象力之界限的对象中，通过主观能动性来发现其合目的性所获得的一种快感。而现代“风景”恰恰存在于那种崇高的令人不愉快的对象之中——如何将“崇高”体验为“美”？这才是柄谷行人在面对“风景”时真正想讨论的问题。所以，他才会将“风景”定义为“一种认识性的装置”，“这个装置一旦成形出现，其起源便被掩盖起来了”16。所谓“认识性的装置”是说，“风景”与观者的孤独心态紧密联结在一起，因此，它真正指向的是对“内在的人”（innerman）的发现，而这一认知过程被称作“颠倒”。
同理，1986版电视剧《西游记》所呈现的“风景”，其“颠倒”的结果正是“行者”的生成。作为一种认识性装置，“风景”询唤出80年代的全新文化英雄——知识分子。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具有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想象，它询唤出一种充满理想主义献身精神的“行者”形象，并最终消融于自然风景中。正如陈晓明所说：“不满与期待，忿恨与躁动，希冀与梦想，混为一体；挡不住的诱惑，摸着石子过河，跟着感觉走人们既为现实的不公不平痛心疾首，也为眼前的机会激动不安。在这初具规模的竞争时代，人们需要成为强壮的自然之子。”17于是，在饱含英雄主义情结的仰拍镜头中，风景中的行者被拔升至理想主义者的高度，他们的影像被审美化为一种崇高美学，但这种崇高又绝非单纯的乐观主义，时常混杂着悲情，那种复杂性恰恰是80年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与情感状态。对于这种美学特征，蔡翔将其总结为“挣扎着的向上欲望”：“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既有对现代化的热烈憧憬，又有人对自身的更高的美学追求；既有对现代性异化的批判，又有对专制社会的强力抗击它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情感型态，使人在种种困窘之中爆发出强烈的奋进精神。但是不能据此把八十年代处理成一个温馨的或者肤浅的乐观主义时代，尽管这个时代充满高歌猛进的青春精神。八十年代同样充满凶险，道路坎坷，而且我以为这一代理想主义者身上具有浓郁的悲观情结。”18在困窘之中保持奋进精神，这不正是《敢问路在何方》歌词中所说的“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难又出发”吗？这种悲情与乐观相杂的感性氛围是70-80年代之交的历史剧变所造成的。
当然，在悲情与乐观的博弈中，最终是乐观主义占据上风并代言了时代主旋律，正如电视剧《西游记》“宝塔辨奇冤”插曲所唱的那样：“一片禅心悲众僧，师徒扫塔情殷殷。驱散妖雾乾坤净，换来晴空月儿明。”事实上，1986版《西游记》的每一集都以师徒战胜妖魔、继续上路为结局。该如何理解这个“乐观主义的尾巴”？这种关乎“希望”的乌托邦冲动指向何处？对此，贺桂梅有着非常深刻的解读：“一方面缘自社会主义文化本身所勾勒的历史远景（实现‘自由人’联合、作为‘异化’之扬弃的共产主义社会），另一方面则是‘新时期’朝向‘开放’的世界和未来空间转变而产生的希望与憧憬”；“在一种‘后革命’的氛围中，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实践虽然遭受到挫折和广泛质疑，但是‘革命’所携带的乌托邦历史远景以及朝向未来的乐观主义想象，却并没有受到怀疑。很大程度上，这种乐观主义‘嫁接’到有关‘现代化’、‘现代’、‘启蒙’的想象中”19。所以，当创作者自我设问“敢问路在何方”之时，他们必须给出一个坚定而有力的回答——“路在脚下”，他们必须给观众以希望与信心，因为只有如此，民众才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20。
是，从电视剧《西游记》的“行者”想象出发，我们经由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情结，得以抵达一种崇高美学。这种崇高美学天然地带有历史的悲情意味，但是其“行路难”的主题最终必然转化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般的希望。如果说，这种负重前行、苦尽甘来的心路历程，正代表着80年代知识分子的情感动力学，那么我们仍需追问，在“面向未来”的乐观主义背后，究竟是怎样的意识形态建构？作为一种英雄形象，“行者”是被80年代主导话语建构出来的，是典型的“大写的人”，是被审美化了的意识形态崇高客体。在这里，“审美化”的过程可谓至关重要，正如英国思想家伊格尔顿所说，“审美”并非无关政治，甚至相反，它始终是“一个关键的政治学问题”21，它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那么，我们不得不追问：作为知识分子的英雄寄托，“美猴王”的意识形态又是什么？
小标题：西游记与 80 年代中国文化之三：知识分子的行者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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