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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唐是一名公务员，他的老家在300公里外，1月春节前2天回到了老家。过年和亲戚一起吃饭团聚很开心，新闻报道了武汉疫情以后，年初三一早就坐火车回到了工作地。
小唐负责给单位的人值班排班，而且作为一名排班人员，自己冲在一线，第一个值班。那时候刚发生疫情，谁也没有口罩。小唐觉得长这么大有自我认识以后就没戴过口罩，可能自己小时候父母给带过那种纱布口罩。单位也没有口罩，药店也没有，后来单位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买了一部分口罩，给单位职工两天发一个。
当时人们就是这样去执勤了，带上袖标，穿上棉大衣就在小区门口开始了管控。那个时候疫情刚发生，又不断产生死亡病例，大家都害怕，小区居民大部分也自觉没事干基本不出来。门口的防疫管控人员是因为必须得来，所以也就在那管控。
当时人们也探讨美国人民众到处乱走，还有抗议戴口罩的游行。当时执勤的人说，还是中国的老百姓最好，懂得自我保护，同时也愿意遵守秩序，服从管理，2个带上执勤袖标的工作人员就可以管理一个小区。
连续三年，定期去包联小区核查人数，摸底，去路口卡口执勤，单位落实扫码。小唐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小唐就回家住了一晚上待了一天半，就回到了工作岗位。以前周末小唐还会约三五好友一起吃饭，聊聊天，因为大家知道县城没有感染疫情的。
现在放开了，哪里也不再查核酸了，大家反而不敢一起聚餐吃饭了。回老家也觉得一路上不安全，不想被感染。疫情结束，对于小唐来说是减少了工作量，不用再执勤，不用再去卡口，不用再去小区排查，可以说减轻了工作任务。因为干这些防疫工作，其实并没有减少日常工作，日常工作还是他自己干，只是增加了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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