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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探讨了那些习惯于批评国家现状的人，呼吁读者不要嘲笑他们。相反，它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这些人可能比你更爱国。文章认为，那些经常批评国家问题的人，通常是出于对国家深沉的关注和对改进的渴望。他们的挑刺和批评，实际上是对国家更好的期望和呼唤。因此，文章呼吁读者应该理解和尊重这些批评者，他们的声音是改善国家的一种动力。文章还通过具体的案例和观点论证了这一观点，最终希望能够唤起更多人对国家问题的关注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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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五年，中国人的嘴里兴起一批旧社会的词，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就是“汉奸”。
作为一个热爱汉语且长时间写字的人，我对国人驾驭汉语词汇的能力深信不疑。无论是文人的笔墨文章，还是老百姓的日常寒暄，一个词有一个词的讲究，一个词有一个词的智慧，一个词有一个词的修养。
可这些年，我们的社会越来越粗暴，用词越来越鲁莽。读了这么多历史，从没见过像今天这样，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汉奸”的词汇满天飞。我都怀疑自己不是生活在物质文明的当代，而是活在了八点档的抗日神剧里。
今天我就想好好聊一聊，这个“汉奸”的问题。
首先，判定一个是不是汉奸，必须看一个前提，就是他有没有做汉奸的资格。如果避开这个前提不谈，后面一切都是扯淡。
要知道卖国从来都是高难度的工作，绝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如果我们把自民国以来写文章的人，都算作读书人，这个数量起码有几十万。但这几十万的读书人里，真正当过汉奸的人，也不过只有几个，最出名的一个是汪精卫，一个是周作人，一个是胡兰成。
他们无一例外，都很有才，都掌握着权力或者公共资源。汪精卫在投靠南京伪政府前，曾是中华民国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还是个大才子。周作人、胡兰成在汪伪政权前，都是可以和鲁迅比肩的大文豪。
只有他们，当真卖过国。我们要批评他们，谴责他们，但更多时候，更多的事实告诉我，真不是每个普通人都能卖国的。
每次看到大家骂这个是汉奸，那个是卖国贼，真是哭笑不得。因为据我观察，被骂的人多数都是普普通通的百姓，上班族、服务员、工人、普通文化人、普通作家，说他们卖国，这是说笑了。
在今天，一个人如果真要当汉奸卖国，其实普通人没有这个可能，只有达官贵人才有这个可能。道理很简单，普通人用什么卖国呢？
胡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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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说一下汉奸这个词，这本来是一个旧时代的词，但上百年过去了，至今还无处不在。这依旧是一个赞美和批评的问题，是民众眼睛看到什么的问题。
最近几年，似乎民众只愿意看到赞美，不愿看到批评。
一些人习惯用赞美和批评来划分阵营，认定对国家提出赞美的人，就是爱国，提出批评的人，就是汉奸。在各大网站、微博，只要有人真心地、痛心疾首地指出社会的弊端、国人的缺点，他们就会迅速跳出来，拿着“汉奸”的戳，在人身上一戳。
但难道搞批评，就代表不爱国吗？显然不是，我看到所有搞批评的人，像鲁迅，萧伯纳、马克吐温这些人，一生都在搞批评，但他们不但不是汉奸，甚至比一般人更爱国。他们在自己能力之下，试图期待一个美好的秩序，并畅想一个更为好的未来。
大家可能觉得我举的都是过去作家的例子，说的有点远。但就拿我来说，就拿我生活的城市来说，上周去上海外滩，那里的四周全是中国最顶级的建筑和企业，它的对面展示着中国最繁华的景象。那么漂亮、寸土寸金的地方，但你要走进它底下的厕所，会发现一片破破烂烂，甚至比大学的公共厕所都不如。
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就是批评的人少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地方领导一般不会去上厕所。如果多一点人站出来批评，那结果就会完全不同。
再举个例子，比如你生活的小区，如果永远有一个人为大家去批评，批评安保问题，批评排污问题，批评物业问题。可能你看着他批评的时候，还觉得闹心。但一旦哪天没这个人了，你会发现情况或许会更糟糕。
同样，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并不会因为批评者消失而变得更好，只会变得更糟糕，我想只会变得越来越好。
就拿一直拍中国落后地区电影的导演贾樟柯来说，他有一次参加一个国外影展，轮到一个中国留学生发言，他站起来嘲讽贾樟柯，说：你为什么老拍中国的阴暗面，而不选择赞美中国？
贾樟柯说：生活就是这个样子，难道我不应该对现实保有批评？
结果那个女生轻蔑地一笑，说道：为了祖国的尊严，你当然不应该。
那一刻，贾樟柯觉得自己被惊成了傻子。他从未想到，连现在的大学生，都加入到了对批评的集体逃避中。但是拍那些脏乱差的贾樟柯，真对社会有害吗？我想一定不是，至少他展现了另一个角落的真实，并试图让那些角落更加干净。
这始终是一个常识，而显然我们这个社会，某些时刻，某些人已经不再尊重常识了。
一个国家，难道只需要一味的赞美，而不需要批评吗？
我想人的眼睛，可以往左转，也可以往右看。每个人看到的东西，一部分来自选择，一部分来自良心。你可以选择看见赞美，但也要承认批评的存在。
事实上，能搞批评的人，往往对很多事情饱含热情。而无条件的赞美，却多少含有几分愚蠢的成分，这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贾樟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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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想说一下“汉奸”这个词，从词语的使用能力来说，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低能的词。
低能词汇，就是概括不了事情本身的复杂性，没有能力探讨真正的人性，也没有能力分析中国。只能拿着大戳子到处乱按，给人扣帽子。越标签化越好，越简单化越好，简单中蕴含着足够的粗暴，简单中也蕴含着足够的无知。
这类低能的词，现在这个社会无处不在，包括现在的渣男、渣女、油腻、男婊、直男癌、傻白甜等等。这些词汇，在我看来，无不低能。
这些词汇暴露的问题，是很多人在用词上，基本没有词汇正确的实用能力，已经主动将智力降为零。既没有做到对词汇的尊重，也没有做到对内心的尊重。
真正意义来说，其实社会上每个人都是复杂的，他展现了人性的多面和人性的复杂，并不是一个粗暴的词汇，就可以将人打到原形。就一个人的智力来说，他可能在某一个方面存在矇昧，但是在另一个方面却很清醒。当你用一个这么低能的词，去概括一个人的复杂，一个人价值观的选择，显然是非理性且愚蠢的行为。
和汉奸一样低能的词，还有走狗、卖国贼、五毛党、美分党、递刀客等等。
今天在网络上，谁只要用这些低能词去骂别人，动辄都是几千上万的点赞。但这其实是主动把这么多年的教育，这么多年读的书，化成婴儿式的表达。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低能词热？
我想很大的原因，是近些年整个社会直没有一种智慧，只有一种鲁莽。如果我们的国家比作一个人，他在民国到21世纪初，走过了艰难的一程又一程，到了最近一二十年的时间，他突然陷入了对思考的倦怠。整个社会集体出现去思考化、去深刻化，产生对知识的怀疑，对知识分子的鄙视。
社会的反智，本质上，我想还是跟国人骨子里输不起、死不认错的面子文化，不敢面对现实的弱者心态有关。在这种心态下，人越来越追求简化思维。凡是跟自己一样的，都是好人，不跟自己一样，都是走狗。凡是赞美的都是好的，凡是批评的都是汉奸。
这种民间情绪的堆积，只看自己的好不看别人的好、轻易划分阵营的心态，对社会毫无好处，甚至会带来了巨大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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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还想说一下爱国。
现在的爱国，似乎变成了一种划分阵营的需求，拉开人和人的距离和智商的需求。
我理解的爱国不是这样的，他不是以一种强加式的，对比式的。爱国对每个人来说，每个人理解的爱国都不一样，我理解的爱国应该是一种朴素的情感，应该是贯穿衣食住行，生活里的朴素情感。可是现在，怎么变成发个牢骚就是不爱国，说错一句话就是不爱国，甚至连写一篇文章，都会变成不爱国，甚至变成卖国了。
这样随便给人扣不爱国的帽子，不太公平，也过于草率。
如果对那些指出国家问题的人，都统称为汉奸的话，那想必中国就没几个好人了。事实上，那些搞批评人的不是不爱国，他们可能更爱国。
我看到身边有一些人，文人也好，企业家也好，平日私下里经常批评国家社会，说这不好说那不好，别人都觉得是在鸡蛋里挑骨头。但实际上，国家一旦有难，他们都是第一时间冲在前线。无论汶川地震的时候，还是新冠病毒期间，他们都毫无例外捐款捐物。所做的一切，完全不是一个不爱国的人所作所为。而且，平时那些喜欢“吹毛求疵”的人，似乎所做更多。
在一些人的“常识”里，不要对这个国家说三道四，拣好的说就叫爱这个国家，家丑不可外扬就叫爱国。但这错了，真正的公民是有责任的，不光赞美自己的国家才叫爱国，怀着好的初心去批评也是爱国。
其实自民国以来，一百多年里，敢于思考和保持批评的人，真的很稀少。民国有鲁迅、梁漱溟、章太炎几个。章太炎曾为了社会制度问题，在新华门前挂着大勋章，赤着脚，高声痛批袁世凯。他能这么完全不管不顾，不过是在去之前，就已经在家给自己准备好了棺材。
八九十年代时，李敖曾是台湾地区言论最大胆的批评家，媒体不论发生什么，都要问他怎么看。但2000年后，他因为批评得罪的人太多，深感不安，开始系上两条皮带，皮带中藏有多把小刀，挂着电击枪用以防身。每次出门，都像上战场一样。
你可能看到的李敖很勇敢，很有正义，可我看到的他，却是一个很弱小的人。
历数历史，其实这样的人很少，敢于批评社会的人很少，能够批评社会，需要一些胆识，还需要一些勇气，很多时候还需要承担很多代价。
对这些敢于搞批评的人，我们应该很珍惜。因为他们也许正用理性的批评，让我们对自我和社会，时刻保持几分警惕和热量。真心希望这个社会，当大家在一致赞美的时候，也应该在厅堂之上，给搞批评的人留一把椅子。
他们真的很弱小，他们真的很勇敢。他们或许真的，可能比你更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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