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风说】形派风水漫谈(20)》是一档探讨形派风水的专题节目。在节目中,主持人将深入解析形派风水的理论体系、基本概念和运用技巧,向观众介绍形派风水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节目不仅涵盖了古代风水理论的传承,还将结合现代社会的需求,探讨形派风水对于家居布局、商业经营甚至城市规划的影响。通过对历史文化、地理环境和人文背景的综合分析,节目致力于向听众传递形派风水智慧,让观众更好地了解这一古老而神秘的文化遗产。通过“【益风说】形派风水漫谈(20)”,观众们可以深入了解形派风水的内涵和应用,掌握实用的风水知识,提高对自身生活环境的认知和规划能力。
益风说
道听途说,不如听益风说
风水一词最早出现于晋代文学家、书法学家郭璞撰《葬书·原著》(下称《葬书》),其云:“葬者,藏也,乘生气也”。
所谓“葬”,就是埋葬,指阴宅。“藏”,是隐匿、暂避、暂息、收藏的意思,指阳宅。
所谓“生气”,《葬书》云:“夫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 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而为生气。生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
又云:“五土四备,土者,气之母,有土斯有气,气者,水之母,有气斯有水。”
简单的说,“生气”就是阴阳气,它是发生、发展、运动变化于地(球)中的(行乎地中)。噫噎到地表外面成为风,上升为云,下降为雨。是生发万物的一种气。
它的组成是五土(古人把元素归纳为金水火土木五类)和水的混合物(土生气,气生水)。
因此,阴宅和阳宅都要“乘生气”。
《葬书》又云:“气行也,因地之势,其聚也,因势之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谓之风水”。
那么,“使生气聚而不散,行而有止”的“使”就叫做风水。“使”,必须采取措施,什么措施呢?就是建筑。
古人“构木为巢”,即是原始风水,也是原始建筑。因而“风水者,建筑也。建筑者亦风水也。二者一也。”“风水”一词即源于此。
唐代高官杨筠松,为了打败蛮人,写了一部有关风水的《灭蛮经》,当时广为留传。后来,他的弟子又写了一部名为《龙水经》(又名《青囊经》)的风水书。而以《葬经》为首的这三部书,则是后世研究风水的鼻祖。
汉代重视孝道,墓葬讲求奢华,所以风水理论备受重视,并逐渐扩展至其他类型建筑的选址和建造方面。
两宋至元明,文化中心南移,从而使得这种观察地形的学问有了实际意义。
明清时期,风水理论的应用就更广泛了,北京紫禁城和天坛,以及整个北京都城的建设,都很明显的运用了风水理论。
风水术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影响相当深刻,翻任何一部明清时期的府志、州志和县志,都不难找到与这座城市有关的风水记载。
从某种角度看,中国古代大多数城市的位置都可以说是在风水理论指导下选定的,风水理论可以看作是古代的聚落区位理论。
在6世纪,一个意大利传教士来到中国。作为传播东西方文化的使者,他一方面把西方的几何学、医学带到中国,让中国人大眼界,同时他也把中国的文化传播到了西方,其中就有风水。这个人叫利玛窦。
风水第一次被介绍到西方,就是通过他的一本书——《基督远征中国》。这本书后来被国人译为《利玛窦中国札记》,隐去了文化侵略色彩。
书中,利玛窦对中国的风水术有大段的描写和评论。他写道:“把一个家庭的安全、荣誉甚至生存都取决于诸如门要在这一边或那一边,雨从左边还是右边流入院子,或窗子设在这里或那里,房顶哪一个要比另一个高等细节。有什么能比这更荒唐呢?”
于希贤说:“利玛窦把中国的风水、中医这些凡是西方基督教教义所不能理解的东西,一概打成野蛮、落后、迷信。”
从此,风水也就成了异教徒的一种“迷信”表现,在西方世界受到了一系列的宗教性批判。
17 世纪以后,基督教在欧洲世俗世界逐渐走向衰微,取而代之的是“科学”。人们把一切赞美之辞都给了科学,以科学的工具对大自然疯狂开采,而对于先人在造化面前表现出来的谦卑和妥协不屑一顾。
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以后,中国人全力以赴地向“赛先生”学习。
凡与当时西方科技话语不合的传统学术,都会被轻蔑,甚至打成封建迷信,典型如中医。至于风水,更视以“文化糟粕”,遭人摒弃。
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西方工业发达国家遭遇了“三 P 危机”:“人口爆炸”(Population)“环境污染” (Pollution) “资源枯竭”(Poverty)。
面对这些问题,人们自问:人类的文明是否还有其他的发展道路?于是,有相当一部分西方学者把目光投向了“神秘的”东方文化。
在这个世界潮流下,以“天人合一”著称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学术界的追捧,同时,过去曾被打入冷宫的风水,和中医一道,又重新被一些人发现了价值。
风水的“重新发现”,在英、美、俄、法、德、日等很多国家,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也引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重视。
199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协同发展大会”,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于希贤被邀去讲中国风水。他讲的题目是:风水,中国的和谐文化。
(待续)
作者:益福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