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在一八三六年从“小猎犬号”摇摇晃晃上岸之后，就不再工作，也不曾再离开英格兰。他多数的时间都待在家里、写作、忧虑和散步。他的屋子成了他的野外工作站、实验室和图书馆。（他选择这块地方，多半是因为土壤的组成成分和生物地理学中的多样性。我想象他和房地产仲介经纪之间的对话是这样的：有三间浴室挺不错的，不过我真正想要的是含有碳酸钙的土壤。）
一等他在此安顿下来，达尔文似乎就定住不动，像一颗黏附在船底的藤壶。他立刻以自己的方式投入工作。他种植兰花和樱草花，培育食虫植物，提供剪下的指甲给它们吃，测试它们的饮食极限。他清除了一块两英尺长、三英尺宽的光秃杂草区，记下了哪些被风吹斜的瘦弱幼苗会生根、茁壮，以及哪些没有存活下来等等的丰富笔记。他还切开了藤壶。
达尔文像一颗黏附在船底的藤壶
达尔文花了八年在故居里研究藤壶，智力颠峰期的关键八年。就算对他来说，这也太过分了一些。他对这些小东西厌倦了。“我痛恨藤壶的程度远远超过任何人。”他对一位朋友如此抱怨。他质疑自己花这么多年在藤壶狂热上的赌注。
他和藤壶密不可分的八年期间，另一位博物学家阿尔弗瑞德.华勒斯（Alfred Wallace），开始思考达尔文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在想的进化理论，此举威胁了达尔文在科学上领先的所有权。也就是说，研究藤壶的代价几乎令他拱手让出自己在科学伟人圈的位置。他很可能因此失去让自己的肖像放上十英镑纸钞背面的荣耀。
听说了华勒斯的研究之后，达尔文写信给一位长久以来就警告他不要再拖延的朋友：“你说过的话如今像是报复一般实现了。”另一方面，藤壶也教给他一些事情。藤壶的世界包含了无穷的变化：缺脚的、性别不定的、没有肛门的。也就是这些微小的变化提供了物竞天择的原理。
达尔文首次切开藤壶之后，打算写成的报告，随着时间的延续，最后演变成四册的书。这些书为他在一八五三年赢得自然知识贡献类别的“皇家奖章”（Royal Medal）。这份殊荣或许也带给达尔文勇气和自信，终于带着《物种起源》往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