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家住辽宁抚顺的一个老农，在干了一点农活后就气喘吁吁地回到家中休息，已经年过80岁的老人眼神还很好，他也因此保持看报的习惯。
很多村民嘲笑老农一把年纪了，还很关心国家大事，钱都不过花，还每天买报纸读，难道打仗了，你还能上战场咋地？
对于这些嘲笑，老农从来不在意，而是铿锵有力地说：“只要国家有需要，咱就是拼了这把老骨头也要上。”
村民对这位老农的身份知道一点，他曾是东北军的干部，据说还当过副旅长这样的大官。
有村民便开玩笑地说：“那九一八那阵，东北军咋一枪不放地跑了呢？”
每当有人这样说时，便如当头一棒噎得老人说不出话来，他只好双眼饱含热泪地小声说：“我们也想打……”
这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篇由孙铭九撰写的《关于“西安事变”中如何捉拿蒋介石》的文章，他当即很兴奋，因为他也参与了这件事，这是他这辈子干的最惊天动地的大事了。
但是读完全文后，却并没有发现自己的名字，整篇文章都是讲孙铭九是如何第一个冲进去“捉拿蒋介石”的经过，其中表述有“我率部突进清华池大门，同蒋介石自己的卫队杀成一团。”孙铭九也因此被称为“捉蒋第一人”。
老人当即把报纸重重地拍到桌子上气愤地说：“他撒谎，事情不是这样的！”
这一刻，老人觉得自己有必要站出来，还原西安事变的真相，因为这位老人叫王玉瓒，西安事变时担任张学良卫队第一营长，他才是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的人。
为此还原历史真相，已经80多岁的王玉瓒拿起了笔，用颤颤巍巍的手，以每天最多三百字的速度，花费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写完了一篇6000多字的长文，详细地介绍西安事变发生时的经过。
在写完信后不知寄到哪个部门，想了半天，他看到报纸上前一阵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
在西安事变时，叶剑英陪同周恩来在西安张学良公馆商谈解决事宜时，王玉瓒也在现场，算是和叶剑英有过一面之缘，他们都应该算作是西安事变的亲历者，为此，他决定将信寄到叶剑英那里。
1979年10月，叶剑英收到了王玉瓒的来信，让他感觉到十分震撼，西安事变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日寇入侵的情况下，蒋介石一意孤行发动内战，致使中华民族走到了最危险的处境当中。
在这样的情形下，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
叶剑英虽然也直接参与了西安事变，但是等他与周恩来赶到西安的时候，蒋介石早就已经被扣押了，他对一些细节也不是很了解，而孙铭九的说法，似乎存在一些问题。
叶剑英在接到王玉瓒的来信后，很慎重地将此信批转给辽宁省委，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黄欧东亲自过问后，派秘书专程赶赴抚顺催办。
抚顺市委抽调了两名外调工作人员，自1979年6月25日出发，一直到10月7日调查结束，历时三个半月，走访了吕正操、万毅等东北籍将领，查证了22条线索。
最终证实了西安事变捉蒋的整个过程，并非当时时任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所说的那样，而是由一营营长王玉瓒带兵打进去，并最终捉到蒋介石的。
王玉瓒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在西安事变中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
1896年出生于辽宁黑山，早在1914年就参加了奉军，在张作霖的麾下当一名士兵。
奉系军阀虽然装备精良，号称北洋三大军阀之一，张作霖也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挫败直系，掌控了北洋政权，然而在后续的军阀混战中，一再暴露出奉系军阀外强中干的事实。
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主政东北，开始注重军官的培养，除了提拔有文化的年轻军官，还将一些部队中的老军官“回炉重造”，1929年，33岁的王玉瓒以副旅长的职务进入东北讲武堂第九期学习。
毕业时，因成绩优异，被调到张学良的身边任职，1930年11月，张学良赴南京就任陆海空副司令的时候，王玉瓒就作为随行人员，跟随在张学良的左右。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撤入关内，1935年时，王玉瓒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部卫队营营长，负责警卫和保护张学良的安全。
在东北籍撤入关内后，东北籍将士都渴望能够打回东北，但是蒋介石却奉行“不抵抗”政策，并承认“冀察自治委员会”的存在，致使华北五省不再受中央政府名义上的管辖。
王玉瓒经常向上级请求，让他们打回东北去，王玉瓒的部队虽然只有一个营，却拥有共计1200余人，配备较为先进的武器，完全可以抵得上一个团。
1936年初，王玉瓒终于得到调令，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调令让他们抓紧时间赶赴西安，是向距离东北更远的地方调。
原来蒋介石为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任命张学良担任西北剿总副司令，负责西北“剿共”，这时王玉瓒才明白，蒋介石调他们不是为了打日本人，而是为了打红军，希望借红军之手削弱东北军，这让东北籍的将士内心十分抵触。
调到西安后，王玉瓒部改称为“西北剿总”卫队第一营，担负总部的守卫，而原来担负守卫工作的手枪营则改称为卫队第二营，由孙铭九率领，主要负责张学良公馆的保卫工作。
到达西安后，王玉瓒等将领才知道，其实红军并不想与东北军为敌，在1935年底的瓦窑堡会议中，中共就已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于1936年1月，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向张学良抛来橄榄枝。
张学良于4月9日秘密乘坐飞机抵达延安会见了周恩来，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此后，东北军与红军的作战开始变得消极起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一再严令张学良率军出击，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亲自飞抵西安，督促张学良出战，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两个人因此大吵一架。
七天后，张学良飞抵洛阳龙门为蒋介石祝寿，再次劝蒋介石联共抗日，遭到蒋的拒绝。
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再次遭到蒋的拒绝。
12月4日，蒋介石离开洛阳，前往西安，入驻到华清池，12月7日，张学良再次到华清池面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蒋介石在拒绝张学良的同时，却在积极组织第六次“围剿”计划，打算在12月12日正式发布动员令。
12月11日晚间，蒋介石在华清池邀请了张学良、杨虎城、蒋鼎文、陈诚等将领参加晚宴，在宴会上，蒋介石发布了几条命令，实则是将张学良、杨虎城等人调离西北，由自己的嫡系接替。
见蒋介石一意孤行，不愿罢战，晚宴结束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最终按照计划于12月12日凌晨进行兵谏的计划。
当然，西安事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长时间准备的，在蒋介石入驻华清池的时候，外围的安保任务就是由张学良的卫队第一营承担的，营长正是王玉瓒。
在12月11日下午四点的时候，张学良便对正在执勤的王玉瓒说：“王营长，跟我回城里一趟！”
王玉瓒没有多问，当即回复道：“是！”
然后便骑着三轮摩托车跟上张学良的汽车往城里开去，等到了张学良公馆后，被张学良叫到屋里去，然后关上了门，封闭的空间里，只有张学良和王玉瓒两个人，他猜测，张学良一定是有重要的任务交代给他。
张学良沉默了一会儿，严肃地对王玉瓒说：“我命令你把蒋委员长请进城来！”
王玉瓒还没反应过来，前面咱们不是刚从华清池回来，为什么又要去请呢？
还没等王玉瓒发问，张学良又补充道：“要抓活的，不许打死他！”
王玉瓒这才搞明白，所谓的“请”不过是一个客气的说法，张学良的真正意图是要活捉蒋介石，为抗战而进行兵谏，这一刻，他已经等得太久了。
然而这又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任务，自古兵谏者难以善终，蒋介石作为国家名义上的元首，不论此次成功与否，自己作为亲自执行者，都难逃凄惨的下场。
但是他没有犹豫地回复道：“我保证完成任务！蒋之侍卫二三十人，池外宪兵也不过数十人，我以步骑两个连三百多人的兵力包围，肯定能够活捉！”
对于王玉瓒自信的回答，张学良十分满意，思考了一会儿，他又说道：“明天，你死我死都说不定，要有思想准备，做好行动部署！你和孙铭九要互相协助，把这件事办好……”
正在这个时候，东北军高级将领51军军长于学忠进入客厅，直接对张学良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吗？”
张学良没有回答他，而是继续对王玉瓒交代说：“要改穿蓝色的棉军装，以便与蒋之身着黄色军装的侍从人员有所区别，免得夜间动手时误遭伤害。”
王玉瓒从张学良那里出来，张学良的副官谭海给王玉瓒拿来衣服，并且告诉他具体的行动时间就在明天拂晓。
因为当时还没有下达最终行动的时间，在11月11日晚的宴会中，张学良和杨虎城还在观望，如果事情有挽回的余地，便会下令停止行动。
王玉瓒担心自己回家过夜走漏了风声或者行动有变，因此一直待在谭海的办公室里，一直熬到凌晨，张学良没有下令终止任务，王玉瓒打起了精神，在寒冷的夜色中，骑着三轮摩托车出城。
他直接到达自己部队驻扎的地方，让部队进行集合，骑兵连集合完毕后，王玉瓒下令由他们包围华清池外围，并逮捕一切外逃人员。
然后，他又命令手枪排的战士跟在自己的身边，并让步兵一连准备进入华清池捉蒋，当时一连的士兵和蒋介石带来的宪兵队是交叉巡逻的，为方便巡逻，他们就住在一处民房，王玉瓒下令，直接收缴了宪兵的枪支。
一切都准备妥当后，王玉瓒便带领部下进入华清池，担心暴露，王玉瓒让士兵先别上子弹，等他枪响后，再上。
到凌晨四点的时候，王玉瓒等人已经摸到蒋介石住所外，外面只有蒋介石的一个哨兵来回走动。
按照约定时间，王玉瓒掏出手枪，对着哨兵连开三枪，在哨兵应声倒地的同时，部队立刻行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正式拉开序幕。
王玉瓒一边指挥部下进攻，一边派人通知从城内赶来支援的孙铭九，枪声响起后，蒋介石的侍卫凭借窗户拼命抵抗，王玉瓒担心伤到蒋介石，没有下令死攻。
在经过短暂的交火后，蒋介石带来的卫队全部被消灭，王玉瓒等人立刻冲到蒋介石的卧室，却发现床上没有人，被子还有些温乎，王玉瓒检查了床下，也没有发现蒋介石。
王玉瓒很快发现，蒋介石的衣帽和黑斗篷还挂在衣架上，桌上的一只杯子里还放着假牙，可以判断，蒋介石仓皇出逃了。
王玉瓒下令部下在搜索华清池的时候，接到张学良从城内打来的电话，得知这个情况后，张学良严厉地说：“捉不到蒋介石，以叛逆论处！”
王玉瓒十分焦急，如果完不成任务，掉脑袋是小事，耽误的可是国家大事啊！
这时，一个士兵回来报告说，在院墙下发现一只鞋，王玉瓒见过蒋介石的鞋，判断蒋介石一定是翻墙向后山逃跑了。
王玉瓒当即和孙铭九一块进行搜山，一营从左侧上山搜索，二营则又右侧上山搜索，在天蒙蒙亮的时候，一营手枪排班长刘允政等人，在距离华清池外500米的半山腰上的一块大石头后发现了蒋介石。
蒋介石因为仓皇逃窜，没来得及穿外套，当时正值冬季，北方已经开始变冷了，尤其是凌晨时，是一天最冷的时候，蒋介石被冻得瑟瑟发抖，又担心被人发现，藏在石头后面不时探出头来观察。
刘允政等人发现后，连声大喊：“委员长在这哪！委员长在这哪！”
王玉瓒闻声，立刻赶到，此时的蒋介石早已没有以前的威风，看到王玉瓒，紧忙问道：“张副司令在哪里？张汉卿在哪里？”
王玉瓒并没有回答他，而是让部下将蒋介石连推带搡地架下山去，张学良交待给他的任务，顺利完成。
12月12日，上午八点，大家把蒋介石塞进一辆小车里，由谭海副官和孙铭九等人将其押回西安城内，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军的联合指挥部。
因为在这次任务当中，王玉瓒和一营功劳最大，事后张学良论功行赏，还奖励了王玉瓒5000银元，并晋升其为15旅43团团长。
在对蒋介石处理的问题上，当时东北籍军官普遍不赞同和平解决，而是采取更为激烈的方式，直到张学良邀请中共前来主持大局，才制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有一天，蒋介石招王玉瓒等几名军官到张公馆开会，刚刚落座，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叶剑英就进了屋子，多少年之后，王玉瓒回忆起周恩来时，还记忆深刻，当时周恩来身穿灰布棉衣，面孔有点消瘦，眼眉很重，两眼有神，而叶剑英就坐在周恩来的身旁，脸庞十分白净。
听周恩来说要放蒋，王玉瓒第一个不赞成，辛辛苦苦捉的，怎么能说放就放？
周恩来讲了半个多小时，告诉大家要以民族利益为重，王玉瓒等东北籍军官这才改变了原来的想法，接受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的主张。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对形成全民族统一抗日战线确实是有利的，但是对于张学良和王玉瓒两个人来说，却是不利的，西安事变结束后，张学良就被蒋介石囚禁。
对于东北军，蒋介石决定采取分化瓦解的方式，一方面进行缩编，一方面分派到各地，这样东北军就彻底成了杂牌军。
王玉瓒在事变后并没有被追究责任，但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去的战场都是最凶险的，先是被调往华北战场，后又被调往上海，在杭州湾阻击登陆的日军。
在艰苦的作战中，王玉瓒的旅长战死殉国，王玉瓒被临危受命提拔为副旅长指挥全旅作战。
尽管打得是最艰险的仗，付出的牺牲也是最大的，却在他想要报效国家时，被剥夺了兵权，然后被安排到后方担任军事学教官兼学员大队队长。
抗战胜利后，王玉瓒被调往云南省担任荣誉军人23教养院院长。
在抗战前就已经是团长的王玉瓒，经过多年抗战，浴血沙场，最终换来的却是一个后方无实权的虚职，可见蒋介石对他个人还是有一些意见的。
当然，在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个人都被囚禁，对于直接执行捉蒋并将蒋介石卫队全数消灭，逼得蒋介石在冬天的凌晨没有穿着棉衣跳墙出逃，没有把他枪毙已经算是不错了。
1949年冬，当陈赓率领解放军二野进军大西南，时任国民党云南省最高军政长官卢汉征询各军政首长关于起义的意见，本来拥有去台湾机会的王玉瓒却率千余名官兵在欢迎解放军进驻昆明、接收云南的起义电文上签了名。
1950年，解放军昆明军管会把起义人员连同眷属送返各自原籍，离开东北20年的王玉瓒终于可以回到老家了。
看到家乡的百姓再也不用过遭受侵略的生活，那一刻他感慨万千，更加肯定了自己当初率兵捉蒋是正确的，只有全民族团结起来，才能够抵御外来入侵。
回到辽宁后，王玉瓒从不向别人提起自己的功劳，而是安安分分地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在新中国成立后，对于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是中共参与西安的亲历者也不太清楚具体捉蒋的细节，周恩来曾派人专门调查过西安事变的经过，也没有取得成果。弄清楚华清池捉蒋真相，也成为周恩来的遗愿。
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引用了孙铭九对西安事变的回忆，再加上孙铭九先后在一些报刊上发表关于自己捉蒋过程的文章，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以为孙铭九为“捉蒋第一人”。
但是孙铭九的很多说法是前后矛盾的，甚至连蒋介石的住所都不清楚，因此引起史学界人士的质疑，直到王玉瓒致信叶剑英，组织上派人调查了此事，才将此事调查清楚。
1979年，王玉瓒被增补为政协辽宁省第四届委员，后被选为第五届常委。
1981年12月13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西安事变史编辑组于西安事变四十五周年之际，在北京举办了华清池“捉蒋”辩论核实会，将王玉瓒和孙铭九及其他亲历者邀请到场，当面澄清这段历史。
经过与会诸多当事人拨去历史的重重迷雾，认定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的人就是王玉瓒。
1984年2月17日，王玉瓒辽宁病故于辽宁，走完了自己88岁的一生，他的一生跟张学良有着诸多相同的烙印，在西安事变时，不计个人荣辱，甘做先锋，为全民族的大事尽了自己的一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