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怀疑生活型态选择能影响我们整体风险的人，都应该回顾一下没有多久以前，我们从肺癌与吸烟的关系中得到的教训。一九六○年代初期，包括美国肺脏协会、美国心脏协会、美国结核病协会，以及美国公共卫生协会在内的一个机构联盟，向当时的美国总统甘迺迪施压，要求他就吸烟引发的公共健康危机发表演说。
接着，一九六二年，甘迺迪总统召集一个广泛的专家联盟，花了两年时间过滤七千多项科学研究与论文。一九六四年，当时的美国卫生总署署长路德.泰瑞公布该团体的调查报告，结论是：相较于非吸烟者，吸烟者的死亡率提高了百分之七十。
从那以后，在继任的卫生总署署长、公共卫生宣传组织以及积极的行动人士，高度宣扬对烟草公司提起诉讼并获致成功的情况下，终于提高了民众对烟草（无论是咀嚼的，或用吸的）与癌症的因果关系的意识。但令人震惊的是，百分之十五的美国人仍在吸烟，而且在亚洲、非洲、欧洲，以及中东的许多国家中，吸烟人口的比例依旧很高。
吸烟对人们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
吸烟率不下于美国的澳洲，在努力将吸烟人口比例降为零的行动中，将持续提高香烟税至二○二五年，届时每包香烟的售价将高达四十美元。美国的经验法则是，一包香烟的售价若提高百分之二点五，将导致任何地方的总体吸烟率下降百分之二点五至百分之五。在俄罗斯，由于当地的香烟价格便宜很多，有百分之六十的男性和近百分之四十的人口吸烟。
更有甚者，我们竟容许烟草业者，再度发明含有许多没有经过充分检测的化学物质（包括与癌症有关的化学成分）的雾化尼古丁（又称电子烟）。因此，虽然年轻人吸烟的比例已开始下降，但青少年如今却又转向吸电子烟（这项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人们戒烟），使电子烟成为一种新的尼古丁消费手段。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美国男性罹患肺癌的比例下降了，但美国女性公开、自由吸烟的年代比男性晚很多，因此她们罹患肺癌的比例却持续上升到二○○○年，并且直到最近才开始略见下降。同样的，这可能是因为肺癌、咽喉癌、食道癌，和其他与烟草相关的癌症在老年人中最为常见，而那些在一九六○年代与七○年代才开始吸烟的女性，此时才开始面临与癌症相关的后果。不幸的是，烟草不只是肺癌的致病原因，现在它甚至和十四种不同的癌症都有关系。
吸烟虽然会令人上瘾，却是可以避免的行为，而且它是造成癌症的直接原因。这种认识彻底改变了民众对行为与疾病关系的理解，我们也不再否认我们的行为与癌症有关。这种意识开启了癌症预防的新领域，使科学家们开始探索与癌症发病有关的其他生活型态或环境因素。
电子烟是为了帮助人们戒烟而发明，但现在却成为新的尼古丁消费手段。
此外，用来研究癌症的经费也开始增加，且直到今天仍持续涌入。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些资源绝大部分是用在寻求治疗方法，与开发癌症治疗方法和测试新药的经费相较之下，用来研究癌症预防的经费少得可怜，只有它的十分之一。
尽管生活型态因素与癌症之间的关系昭然可见，我依旧几乎每天都在和这种差别待遇搏斗。但从烟草和肺癌的例子显示，当我们在疾病的原因上投入心力与资金时，它仍然是个可实现的目标。
如果我们以相同的程度，公开反对世界卫生组织辖下的国际癌症研究署已将之列为致癌物的加工红肉（如培根和热狗）呢？如果我们也对垃圾食品和含糖饮料调高税率呢？如果我们有公共服务机构来大力宣导，警告民众过度食用精制糖和加工食品，跟流行性肥胖症以及包括癌症在内的多种慢性疾病有关呢？相信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将会大为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