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8年5月在吉林市第十二中学读书，在中学的时间一共是一年零九个月。在这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每天除了搞运动，就是军训、挖地道、学工学农劳动，大概一共上了不到20节文化课，学到的文化知识少得可怜。第二年，毕业证也没发，除了少数几个同学参军外，其余的同学都走了上山下乡这条路。
下乡的那天是1969年12月2日。那天早上，天不亮我就起床了。饱餐了一顿妈妈特意为我做的平时很少吃到的炖牛肉、烙油饼，然后自己背上行李去了学校。在学校的组织下，我们这些天真烂漫的学生，高唱革命歌曲，举着红旗，背着行李，乘上大卡车奔赴不同的“广阔天地”。
说是知青，其实我们最大的才18岁，最小的还不满16岁。刚到农村，生产队长安排了一名社员给我们做饭，又挨家挨户摊派性地收集上来不少白菜、萝卜、酸菜，派马车去公社粮库给我们买了口粮。我们这十三个人组成集体户，就算扎根了。
两天后，我们开始参加劳动。第一天干的活是刨粪，把头一年积造的农家肥用镐头刨成松散状，然后装上牛爬犁送到地里。到了晚上收工的时候，记工员挨个问我们的名字，并给我们每个同学记了9个公分，说是到年末可用来分红。晚饭吃的是苞米面大饼子和萝卜条汤。
在昏暗的油灯下，我们一群尚未脱离稚气的孩子揉着满手的血泡，七嘴八舌的议论着一天的见闻，又问房东张大爷，什么是工分？什么叫分红？房东张大爷回答很简单：“工分就是钱，分红就是分钱。”这时我们才知道，现在的劳动不同于以前在学校所参加的义务劳动，是有报酬的。
刚到农村，我们对周围的事物都感到新奇，干起活来争先恐后，热情很高，但我们毕竟太年轻了，生活经验严重不足。因为劳动强度大，同学们的饭量明显增加，一天比一天能吃。刚刚过去二十多天，我们就把一个月的口粮都吃光了。那个年代粮食短缺，粮食制度严格，不可以随便提前购买下个月的口粮。粮吃没了，可到月底还有一星期，这可怎么办呢？大家都没了主意。
十八岁的老大哥老林把所有的粮食袋子挨个抖落了一遍，不管白面还是黑面，还有一些苞米面，最后凑了少半盆，做了半锅的疙瘩汤，我们每人舔嘴砸舌地吃了一小碗……这回，彻底断顿了。
当时，因为粮食歉收，社员的口粮标准是每人每年360斤毛粮（带皮的），家家都不够吃，根本没有余粮来接济我们。即便如此，生产队还是派人送来了一袋苞米面，我们又对付了两天。后来，我们又用从家里带来的零花钱和粮票，到大队的供销社买饼干和面包，这样又维持了两天。钱花完了，吃的也没有了，我们只好躺在炕上，一动也不想动，挨饿的滋味真难受，眼珠都是蓝的。
傍晚，老林从外面回来说，队里的马车今晚要去公社粮库拉豆饼，不如咱们跟马车去两个人，找粮库的领导好好说说，或许能同意我们提前几天把下个月的粮食领回来。大伙一听都来了精神，一个个从炕上爬起来，迅速准备好所有装粮食的口袋，推举老林和另外一名能说会道的男同学一起去。我们翻遍兜，拿出最后的一点零花钱和粮票，塞到他们俩人的手里，让他们在路上买点吃的。他们两个在我们的期待的目光中略带一些悲壮的表情，默默地上了马车。
我们一群饥饿的孩子，在初春的寒风中目送马车渐渐远去，直到转过山脚看不见了，才回到屋里。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去路边等，往远处望。从早上到中午，又从中午到傍晚，不知道去了多少次。终于在天快要擦黑的时候，从远处传来了清脆的有节奏的马铃声。渐渐地，在山脚的转弯处，在落日的余晖中，终于出现了一辆马车。
我们伸着脖子张望着，隐隐约约地看到有两个人站在马车上挥舞着帽子，喊什么也听不清，看样子是满载而归。我们一片欢呼，像迎接凯旋的英雄，迎着马车跑去。不等车停稳，车上的那两个同学便跳下马车，告诉我们哪些是集体户的粮袋子。虽然那几天我们个个都饿得有气无力，大伙还是争先恐后气喘吁吁地把一袋袋的粮食扛了回来。我记得我扛了一袋50斤的面粉，累得浑身冒虚汗，腿直发颤。
回到屋后，大伙围着两个胜利归来的“采购员”，问这问那。这两个同学大讲如何找知青办主任诉苦，如何找粮库革委会主任特批签字，如何费尽周折，他们又是表功又是炫耀，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突然有人低声说：“要不咱们还是先吃点什么再说吧……都饿死了。”这个提议得到所有人的赞同。有人提议说吃烙油饼，有的说做大米饭，七嘴八舌。
这时，房东张大爷在门口听见了，对我们说：“孩子们，好几顿没吃东西了，还是先喝点稀的，别撑坏了肚子。虽然现在有粮了，但是也要计划着吃，要不然又撑不到月底了。”同学们一听有道理，最后决定就吃面片汤。大家一起动手，有的抱柴，有的点火，有的挑水，女同学们开始和面、擀面片。等到面片做好后，头两大锅女生一口也没吃，都让男生吃了，他们每个人都吃了五、六碗，狼吞虎咽，像是一匹匹饿狼。第三锅女生才开始吃，也都吃得额头渗出了汗珠，脸上泛着红光。
吃饱了之后，我们全户开了个会，讨论“吃饭”的事。所有人围在一起一番郑重的发言后，决定成立伙食管理小组，由小组制定全月的伙食管理计划，每周大米做几顿，白面做几顿，还有黑米、高粱米、苞米面等，都一一制定了详细的食谱，并且规定每人每顿按四两定量，严格管理，不能超出。所有人确认无异后，计划写在纸上，贴到了锅台旁边的墙上。
以后，我们严格执行了伙食管理计划和每个人的定量标准，又到大队供销社买了一杆秤，每顿用秤称出定量。虽然每顿饭只能吃六七分饱，但毕竟一日有三餐了。
没多久，生产队开始种土豆，把土豆发芽的部分用刀切下来，作为种子种到地里，剩余的没有发芽的部分都给了我们集体户。那几天，我们抬回来好几大筐。这样一来，除了每顿四两苞米面饼子之外，每人还能吃到一碗盐水煮土豆块。那段时间，对于我们来说，简单是舒服得不能再舒服，个个都能填饱肚子了。可是好景不长，一个多月左右，盐水煮土豆也没有了，每顿又变成了四两苞米面大饼子加咸菜。
五十年过去了，现在想起这些事，心里说不出是什么味道。上山下乡运动，不管是悲剧也好，闹剧也好，我们的青春都埋葬在那段特殊的历史岁月里。亲爱的同学们，你们现在还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