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个战略性决战。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后，蒋介石提出“划江而治”。
此时，解放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无论是兵力上还装备上均强于国民党军，国民党军虽还有近百万之众，但再也无法阻挡人民解放军统一全国的步伐。蒋介石看武力无法阻止中共进攻，向美苏英法四大国请求调解。
美英法都是帝国主义国家，中共对他们的意见基本上是不会听的。但苏联不同，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共产党的老大哥，苏联方面表态如何，很可能会影响中共的决策。
就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斯大林再次反复暗示毛泽东不要南进。1948年8月，斯大林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说：你党应维持国内和平，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若再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12月，斯大林又转给毛泽东一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请求苏联居中调停国共之争的信件。其意不言自明，就是要求毛泽东接受苏联出面接续马歇尔的“调停”，建立南北分治政权。
早在1946年2月，毛泽东就深谋远虑，及时阻止了中共党内的“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的选择，这一论断不是因为和平道路本身有问题，而是它事关中国前途和命运是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还是再回到半殖民地旧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中共断然拒绝了斯大林的“建议”并继续同蒋介石作斗争，因为这是最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选择。
关于是否过江问题，毛泽东对斯大林明确宣布：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毛泽东在1949年新年献词中直言国共产党的目的并不是要偏安一隅，也不是要与国民党平分天下，而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人民共和国。
1949年1月5日，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起草评论《评战犯求和》，明确把蒋介石列为战犯，拒绝以蒋为谈判对手。1月21日，来自国民党内的压力迫使蒋介石下野。之后，被美国推举出来的“稳健派”李宗仁，在国共“和谈”中依然变相落实“雅尔塔秘密协定”，只是把协定中的“以长城划界”改为“以长江划界”。“隔江而治”的本质就是分裂中国。
关于这段历史，李宗仁后来在其回忆录中也作了深深的忏悔。
他说：“今天回顾那时的情况，我不禁不寒而栗了。我今天感到庆幸的是：当年与我打交道的美国方面的领袖人物都是一些没有经验的人。这些人在现状不变的局势下指导世界事务是能干的，但处理起严重的国际危机时，则肯定是无能为力。……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像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口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几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