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
受到近代史的印象，清朝的刻板印象就是落后腐朽，尤其是面对西方列强的时候更是软弱无能，毫无血性。但满族毕竟是马背上的民族，当年满蒙八旗铁骑的霸道狠劲也并没有消失殆尽，在清末风雨飘摇，战乱四起的时候就有一个人能够挺身而出，再现满族人的勇猛。
僧格林沁，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左翼后旗人，道光帝姐姐的过继儿子，晚清八旗军制下硕果仅存的悍将。他本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蒙古贵族家庭，家境贫寒，曾随父放牧为生。早年丧父后，僧格林沁被过继给身为嘉庆乘龙快婿而膝下无子女的家族族长纳木多布斋郡王。此后，道光帝又因僧格林沁“仪表非常”，钦定他为郡王继承人，承袭科尔沁左翼后旗扎萨克郡王，自此踏上官途。
因僧格林沁善骑射，武艺非凡，受到了皇帝的重视。道光十四年（1834年），时年二十三岁，僧格林沁便已被授御前大臣、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正蓝旗蒙古都统，要知道，都统一职，可全权掌控八旗军事，其受重用程度可见一斑。而僧格林沁，也是不辱使命，屡立功勋。
只是纵观僧格林沁的军事生涯，却有着一个分隔线。这个临界是大沽口之战。
前期首先是讨伐太平天国，可谓是节节胜利。咸丰三年，僧格林沁协同胜保截击太平军北伐部队，先后战胜太平军于连镇、冯官屯等地，擒杀太平军将领林凤祥、李开芳，被赐号“湍多巴图鲁”。林凤祥、李开芳都是太平天国名将，骁勇善战，僧格林沁在两年之中的大小数百战中，将其全部歼灭，无一漏网，威名震于四海。
而后是大沽口之战。咸丰八年（1858年），清在防守天津大沽海口中战败，朝廷中主和派与英国代表签署了《天津条约》，僧格林沁极力反对主和，但主和派占上风，其意见并未被采纳。咸丰九年（1859年），僧格林沁被委派督办大沽口和京东防务。僧格林沁冷静沉稳，积极筹建大沽海口与双港防御工事，于大沽口保卫战中击退英法联军。但在大沽口保卫战胜利后，僧格林沁却在随后的天津和八里桥会战中失利，被剥夺亲王爵位和三眼花翎。
咸丰十年（1860年），直隶、山东及河间府一带捻军四起。谈及此处，须对捻军做一个说明，“捻”，通“股”、“伙”、“众”，所谓捻军，就是对横行淮河南北两岸，纵横鲁、皖、鄂、豫、苏、陕六省的农民起义军。大多数学者认为，捻党的源头是白莲教之乱后，从湘楚等地流窜到黄泛区的白莲教余部、残余的白莲教教徒和黄泛区原有的农民起义军一拍即合，前者提供指导思想和临终慰藉，后者提供稳固的根据地和雄厚的人力。晚期的捻党已有了很成系统的组织形式。
僧格林沁复被起用，挥师南下镇压捻军。此时的僧格林沁，不知是否是因为急于立功，行军过于轻敌冒进。前三个月便接连在羊山集、李家庄、杨柳集三地吃了三场败仗。而后更是屡战屡败。但1863年，僧格林沁于皖北和霍山两地大胜，重创捻军。捻军残部仓皇逃离，东行至鲁豫苏三省交界处。在那里，他们和西北太平军余部融合，推赖文光、张宗禹、仁化邦等人为首领，产生了新捻军，新捻军在此进行了一次重大军事改革，一方面以步易骑，尽可能搜罗驴骡驮马等牲畜，把原来的步兵队编成大量马队和辎重运输队，极大程度上提高了新捻军进行运动战的能力；另一方面，新捻军通过太平军旧有的储藏和走私渠道，网罗了数量可观的二手前膛洋枪。
面对穷追不舍的僧军，新捻军以灵活的运动战周旋。
新捻军拥有大量牲畜，可以就地补给，这是僧军远远不能及的。而此时，急于歼灭新捻军的僧格林沁对此并没有清醒的认识，仍采用旧策略一如既往地率疲乏之军去追赶新捻军。僧军再次兵败如山倒，面对节节的失败，此时僧王已有些气急败坏。
1865年5月，僧格林沁被捻军诱至山东曹州高楼寨，四面楚歌，被重重围困。五月十九日晚，僧格林沁率少数随从冒死突围，逃至曹州西北吴家店时，精疲力竭，重伤坠马，落于麦田，正碰上一个十六岁捻军少年，一带骁将，魂散于这个名为张皮绠的十六岁少年刀下。
英雄末路，总是令人唏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