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闯入北京使馆区，突袭抓捕了李大钊及60余名革命党人。
仅仅过了22天，4月28日，临时拼凑的特别军事法庭即以所谓的“妄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实犯刑律之内乱罪及陆军刑事条例之叛乱罪”判处李大钊死刑，并于当日秘密施以绞刑杀害。
在张作霖的有意操控下，对李大钊的审讯、宣判、处刑过程均为秘密进行，知情者本就甚少。
接下来又是连年征战，北京城时常变幻大王旗，政府吏员频繁更迭，当年的亲历者起落变迁、飘摇不定。
特别是在蒋家王朝覆灭后，这些曾经站在人民对立面的帮凶爪牙，自知罪行累累，一个个隐姓埋名，潜形匿迹，不敢公开露面。
于是，李大钊先生的遇害经过，除了当时一些报刊的寥寥数语，诸多细节都成了谜………
二十余年索真凶！李大钊先生是我党的主要创始人，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怎能牺牲得如此不明不白！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即把李大钊被害列为头号要案，指派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和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大将亲自督办，可见对此案的重视程度和彻查决心。
但此时，距离李大钊先生被害，已经过去了22年。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要想弄清当年事情真相，查获潜伏逃窜的元凶，谈何容易！
调查工作该从何处着手呢？侦办人员一时间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大家一筹莫展，案件陷入了僵局。
既然没有捷径，侦办人员决定先从历史资料查起。
1927年到1949年，从奉系军阀建立的安国军政府，到国民党上台，再到日伪政权……，摆在大家面前的北京旧政府档案简直是浩如烟海、堆积如山。
侦查员们发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每天废寝忘食地翻阅着资料，一份份文件被打开，经过认真察看，再原样装好。日复一日，却一无所获。
“反动军阀既然采取秘密手段杀害李大钊，会不会担心留下文字记载，而压根没有档案呢？”
正当人们心中种种猜测时，一份“1927年的京师警察厅授奖文书”突然出现，立即引起一阵欢呼。
大家围拢过来一看，只见上面赫然写着：“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吴郁文、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因调查抓捕李大钊有功，被授予陆军中将及二级文虎勋章。”
文书上还有对警察厅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长蒲志中等人的褒奖。
功夫不负有心人，案件终于有了些许眉目。尽管这些当年抓捕杀害李大钊先生的直接凶手，是死是活？现在在哪里？有没有跑到台湾或者国外？
等等疑问，统统都没有答案。但这份“授奖文书”总算是给了大家一个侦查方向，让无从下手的历史谜案有了突破口。
查到具体线索，案件进展就快多了。
公安侦查员根据文书的内容，立即提审了关押的原京师警察厅人员和中统军统特务，辅以档案资料，经过相互印证，终于弄清了1927年杀害李大钊的直接凶手。
他们是：京师警察厅的总监陈兴亚、侦缉处长吴郁文、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长蒲志中；京师审判厅的推事（即法官）王振南、何丰林、颜文海。
这些家伙，到底藏在哪里呢？侦查人员开始了大海捞针般的搜寻工作。
不负众望缉拿归案
一转眼，一年时间过去了，查找杀害李大钊先生凶手下落的工作，却一点进展也没有。
这也难怪，新中国刚成立，人口登记不健全，户籍档案缺失，也没有照片资料，如果他们有意隐藏，不再兴风作浪，是很难被发现的。
1950年底，全国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这下可给侦查员们帮了大忙。
不仅潜伏在各地的特务、汉奸以及土匪流氓纷纷被揪出，杀害李大钊的凶手也先后浮出水面。
第一个暴露的就是京师警察厅的总监陈兴亚。
根据群众指认，陈兴亚在上海被捕了。
踏进公安局大门，熟知我党政策的陈兴亚，立马交代了自己当年部署抓捕李大钊的罪行，还指证吴郁文是现场的总指挥。
只是吴郁文躲在哪里，自己也不知道。
很快，第二个好消息传来，吴郁文的下落有了。
1951年5月，铁道部公安局抓获一名中统特务阎振郎。
这个阎振郎当年也参与了抓捕李大钊的行动，直接听令于吴郁文。据他供述，吴郁文现化名吴博哉，隐居在北京鼓楼一带。
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得到这个消息，大喜过望，立即派出经验丰富的侦查员温振海前去探听虚实。
温振海先赶到鼓楼派出所，查询吴博哉的户籍信息。
可查来查去，没有这个名字。这下可奇怪了，难道这线索是假的？
温振海猜测，也许是阎振郎交待的名字并不是吴博哉，说不定是记录的同志写错了。
于是，他开始翻找与“吴博哉”发音相近的名字。
终于，有一个叫“吴博斋”的独居老人引起了他的注意。
“今年69岁。嗯嗯，年纪对得上。”
另外，吴博斋的户籍卡片上除了住址和姓名，个人经历一片空白，什么都没填。这点，也令侦查员非常怀疑。
温振海决定实地探访一下。
于是，他换上便装，骑上自行车来到鼓楼大街4号院。放下车子，温振海假装找人，向路边大妈打听起了附近住户的情况。
只言片语中，温振海了解到，这个院子住着一个吴老头，听说解放前当过宪兵队的头头，平时不爱和人打交道。
听了这些，温振海心里有了底，“应该是他！”
告别了大妈，温振海迈步进了院子，只见一个病恹恹的瘦弱老头躺在摇椅上，警惕地盯着自己。
“你找谁呀？”
“我给朋友送封信，他在家吗？”温振海随口编了一个名字。老头不耐烦地说，“没这个人，快走吧！”，有些着急赶温振海走。
凭着职业敏感，温振海断定，这老头就是吴郁文。出了院子，他立即返回局里汇报。市委书记彭真接到报告，当机立断，下令逮捕吴郁文。
这里北京市公安局部署抓捕吴郁文，那边三里屯派出所又接到了一封举报信。
“数年以前，曾在北京西北角寺庙露面的了明禅师，实系认贼作父的汉奸、特务分子，民国十六年，就是他率领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致大钊和先烈数十人惨受绞刑而殉难……”
顺着这条线索，侦查员很快在上海抓获了化名赵志安的“了明禅师”。
在这位“禅师”的住处，公安干警翻出了他的日本宪兵警察所毕业证书和日伪委任状等证件，原来这位“了明禅师”就是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副处长雷恒生。
这个雷恒生，可谓是十足败类。他本是清皇室远亲，从日本留学回国后进入京师警察厅。宣统退位后，他转而投向了北洋军阀。
1912年，袁世凯窃取了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以北京形势不稳为借口，拒绝赴南京就职。
沦为袁世凯走狗的雷恒生，心领神会，率领军警在四九城烧杀抢掠。
几天下来，上千市民惨死街头，无数房屋焚毁倒塌，无辜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只为达成袁大总统的心意。
蒋介石上台后，他又成了反共急先锋，因审讯时残暴嗜血，被称为“雷锤子”。东北抗日英雄赵尚志就不幸落入他手，遭受酷刑虐待。
日军占领华北后，他又毫无廉耻地做了汉奸，为虎作伥，双手沾满抗日义士鲜血，在河北山东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1927年李大钊先生被捕，正是雷恒生带队闯入大使馆抓人；就连李大钊随身携带的手枪，也被他据为己有。
吴郁文、雷恒生被抓的消息传出，隐居北京的蒲志忠惶惶不可终日，主动到公安局自首了。
他不仅坦白了自己的罪行，还检举了另一主凶王振南的行踪。
按照蒲志忠提供的线索，侦查人员很快在上海抓获了王振南。
当年，这个“热心利禄，不明正义”的京师审判厅推事，投张作霖所好，罗织罪名加于李大钊。
后来，凭借杀害李大钊的功劳，他获得蒋介石的赏识，平步青云当上了上海第一特区的首席检察官。尝到甜头的王振南，从此大肆挥动屠刀，用共产党员的鲜血染红官帽，一路高升做到了军法司司长的位置。
1931年2月英勇就义的“龙华24烈士”就死于他手，鲁迅为此悲愤地写下了著名的《为了忘却的纪念》。
几个月后，王振南又下令枪毙了我党青年运动领导人恽代英，可谓血债累累、怙恶不悛。
至此，7名主犯有5人落网。另外两名凶手的下落也查清了，何丰林于1939年在北京病死，顔文海在上海解放前夕畏罪自杀。
杀害李大钊的刽子手抓到了，党和人民对他们进行了正义的审判，以告慰先生在天英灵。
罪大恶极的吴郁文（病死狱中）、雷恒生、王振南被判处死刑。
陈兴亚被判处无期徒刑，1959年死于狱中。
主动自首，且检举有功的蒲志忠，根据相关政策，被释放回家。
抽丝剥茧还原历史通过这些主凶的审讯交待，辅以历史档案资料，李大钊先生被捕及英勇就义的过程渐渐清晰。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二十世纪初——那个动荡的年代。
1926年，张作霖在日本的大力支持下，带兵占领了北京，成了北洋政府的实际掌权人。李大钊先生见状，只好携家人和同志们一起躲入苏联大使馆，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进京后，张作霖到处搜捕李大钊，却一无所获，以为他离开了北京，只好作罢。
1927年3月，京师警察厅逮捕了数十名播撒革命传单的进步青年。此时，他们还不知道，这次寻常的抓捕行动，竟然捞到一条“大鱼”——中共党员李渤海。
他不仅是李大钊的学生，更深得李大钊的信任和器重，是李大钊在使馆避难期间的对外联络人。
被拖进审讯室后，李渤海的表现让人大跌眼镜，没等行刑的皮鞭落下，他就毫不犹豫地将李大钊藏身苏联大使馆的秘密和盘托出。
“摸到李大钊的下落，这在张大帅那里可是大功一件呀！”
没想到一次惯例讯问，却有了如此意外收获。
欣喜之下，警察厅决定放长线钓大鱼，悄悄释放了李渤海，让他回到李大钊身边做内应。
既然无人知晓自己叛变，这个李渤海又混回了党组织。李大钊先生遇害后，他居然成为了北京市党组织的负责人，直至第二次被捕以及再次叛变。
张作霖知晓了李大钊的下落，恨不得立即派兵将他抓来。但碍于《辛丑条约》，对东交民巷使馆区这个“国中之国”，就算是张作霖也要慎重行事。
张作霖让警察厅派一名警察，冒充李大钊的朋友，偷偷找到苏联使馆的工作人员，托他转交一封信给李大钊。
不疑有诈的工作人员，满口答应，接下了书信。这下，张作霖判定，李渤海的交待是真的，李大钊的确藏身在苏联大使馆。
于是，张作霖暗中找到日本、美国、英国等国大使馆，告知中国共产党头目李大钊藏身苏联大使馆，从事“赤色”活动。
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的西方各国，当即表示：不反对中国军警进使馆区抓人。
4月5月，张作霖即将动手的前一天。北洋政府诸位高官云集一堂，兴高采烈地把酒言欢。
原来，这天是内阁总理熊希龄嫁女儿的日子，大家来捧场热闹一下。
由于在场的都是北洋政府官员，加上又赶上喜事，大家比较放松。几杯酒下肚，酒酣耳热之际，人们就开始天南海北乱聊一通。这时，有人提起了抓捕李大钊的话头。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在座的政府参政杨度，一下子留意起来。
这个杨度，本是清末的进士，参加过“公车上书”，是坚持君主立宪的保皇派。戊戌变法失败后，思想转为“民主共和”。
1922年前后，他通过孙中山结识了李大钊，两人交往密切。时间久了，在李大钊影响下，杨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赞同共产党的主张。
在1929年，经周恩来批准，杨度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时，北洋政府官员还认为杨度是个保皇派，告诉他抓共产党的事情也无妨。
问答之间，杨度很快就知道了张作霖即将抓捕李大钊的计划。
这下，杨度可坐不住了，连忙找借口离席，打发儿子找到我党联络员，把这个惊天消息传递给了李大钊。
得到情报后，李大钊在大使馆召集众人开会，大家认为张作霖并不一定敢冒得罪列强的风险，带兵到使馆区抓人。
相反如果撤离使馆反而容易被抓。为防止万一，李大钊还是安排了少部分人撤离大使馆，自己和大部分同志继续留在原地。
使馆外，杨度心急如焚，催着儿子到东交民巷观察情况。守到晚上，他也只见为数不多的几人出来，迟迟不见李大钊身影。
杨度暗叫不好，准备亲自劝李大钊时，已经来不及了。京师警察厅派人把守住街口，整个使馆区已被围得水泄不通。
4月6日一早，京师警察厅300余人闯入苏联使馆，不顾工作人员的愤怒抗议，闯入营房开始搜捕。
得知军警闯入使馆区，李大钊反而冷静了下来，一边安排销毁焚烧文件，一边指引妻女躲入僻静的房间，自己从容地坐在椅子上，腿上摆着防身手枪，静静地等待着。
军警们闯入房间，李大钊先生没有反抗，他整理了以下衣服，被军警们簇拥着出去了。
很快，李大钊和数十名革命同志被军警用白布蒙住了头脸，架上了等候的汽车。
若干箱被搜到的文件资料、四十余名被捕的同志和7卡车文件资料，一同被押送到了西交民巷警察厅看守所。
一进入看守所，敌人急不可耐地进行了第一次审讯。接着，又多次秘密审讯了李大钊。
李大钊先生，身穿普通的灰色长袍，从容不迫地应对着敌人的提问。
李大钊知道：自己多说一点，被捕的同志就能少受些苦，自己多承担些，大家被释放的希望就多一分。
为了保护这些年轻的党员和进步青年，李大钊先生有策略地回答着问题。
比如，李大钊先生的身份职务，在国民党中的任职，国民党体系架构，基层组织设置等众所周知的公开内容，李大钊没有隐瞒，如实做了回答。
对于国民党“联俄联共”主张，李大钊先生也侃侃而谈，因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南方革命如火如荼，张作霖盘踞东三省鞭长莫及，即使知道这些也无可奈何。
但是，审讯中涉及我党的任何秘密，李大钊只字不提，左右言他，守口如瓶。就连审判者也不得不承认“李无确供”。
据当年参与者回忆，受审时李大钊“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承为马克思学说之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之，关防甚严。”，暗暗赞叹他真是“共产党领袖之气概”。
李大钊被捕的消息传开，立即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我党也积极开展了营救行动，甚至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劫狱救人。
消息辗转传给了李大钊，他坚决反对劫狱计划。
作为我党主要领导人，他知道我党手中没有什么军事力量，与荷枪实弹的敌人硬碰硬只能吃大亏，非但救不出自己，还会连累更多同志。
“我个人为革命为党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但已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作冒险事业，消耗革命力量；应当保存力量，不使革命力量再受损失。”
如愿以偿抓到了李大钊，但张作霖却没了初时的喜悦。因为，如今各方面涌来的种种反对意见，让他承受了不小的压力。
在外交上。首先是苏联提出严正抗议，对于这个紧靠着他东北大本营的庞然大物，张作霖不得不慎重考虑它的意见。
另外，那些原本默许张作霖到使馆区抓人的国家，在国内强烈反对下，口风也变了，“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抓人，一旦开了这个头，本国今后在华特权怎么保障？”
因此，除日本外，各国纷纷向张作霖表示不满。
在国内舆论上。李大钊先生不仅是共产主义先驱，同时也是国民党党员，在北京教育界、文化界有着非常高的声望，可以说是北京高校师生的精神领袖。
他的被捕，引燃了北京各界的抗议声援。
北京25所高校联名要求释放李大钊；
社会名流章士钊、杨度等人纷纷拜访奉系高官，希望宽大处理，劝说不要留下杀名士的千古骂名；
李大钊同乡300余人联合上书力保，等等。
面对这些，张作霖有些犹豫了，毕竟靠武力打天下，坐天下还须顾忌名声民意。
在奉系内部，也有不同声音。
奉系内部也分不少派别，一些亲英美的将领认为，西方列强一贯认为中国落后，军阀干政、干涉司法是不文明的表现。
为了讨好主子，也有奉系将领提出，将李大钊交给法庭审判，不再干预，让友邦看到北洋政府的文明进步。
张作霖毕竟土匪出身，下决心杀害李大钊就不顾一切。当人们觉得事有可为的时候，张作霖心一横，下令组成军事法庭，审理李大钊一案。
军事法庭，而不是刑事法庭，这就意味着，张作霖根本没想走司法程序，李大钊先生必死无疑。
果然，特别军事法庭成立仅5天，就仓促宣判李大钊等20人死刑。
4月28日上午，法庭草草宣读判决书后，李大钊等人就被径直带到行刑场所。李大钊和路友于是第一批被行刑的。
李大钊迈步进入行刑室大门，看到室内矗立的绞刑架，他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
在即将离开世间的时候，李大钊也没有慌张失措，神态依旧沉稳，从容踏上行刑台。时年先生仅37岁余。
下午四时许，行刑完毕，李大钊先生和其他烈士的遗体，装棺置于宣武门外长椿寺，待各家亲属认领。
第二天早上，李夫人从报纸得知噩耗，悲愤交加，哭得昏死过去。
消息传开，李大钊一众好友纷纷来到李家，看到室内简陋陈设，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当得知李夫人如今手中只有1枚银元时，更是唏嘘不已。
李大钊先生系北大教授、图书馆主任，每月薪水约300元。
按照当时的购买力，1块银元可以购买20斤米或者7斤猪肉。300元绝对称得上高薪，可以让一家人富足的生活。
但李大钊的薪水，要么被他用在了党的工作上，要么补贴了穷困的学生，平时家人生活十分节俭，更没有一点积蓄。
这仅余的1块银元，别说操办葬礼了，连维持一家人生计都难。
见此情景，人们无不潸然泪下，纷纷解囊相助。依靠众位好友的捐款，李夫人和孩子们暂时解决了生活问题。
李大钊先生已逝，但张作霖一点也没有放松对李家的监视，李夫人只好带孩子回到老家避难，将李大钊灵柩寄放在浙寺南院。
6年后，政局变动，时过境迁，奉系势力撤离北京，李夫人终于可以回家了。
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发起了募捐活动，号召为李大钊举行公葬。
1933年4月23日，北京市各界代表数百人先是在浙寺祭奠李大钊，接着护送灵柩前往万安公墓。
队伍前方，高举的挽联写道：“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
途中，不断有人高喊“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主动加入送葬队伍，不久汇成一片汪洋人流。
李大钊先生入土为安的次月，悲伤过度的李夫人赵纫兰也撒手人寰，和先生合葬一处。
永远铭记革命播火者由于当年对李大钊先生的审判和施刑都是秘密进行，知情人很少，更缺少档案记录。
李大钊先生遇害的过程，也就有了各种说法和猜测。
张作霖为何一定要杀害李大钊呢？
表面看起来，张作霖是讨赤军总司令，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二人是天然对立的。
但实际上，1926年直奉军阀组成的讨赤军，针对的是冯玉祥的国民军和南方的国民党军，打出的旗号也是“讨赤讨粤”。
这时的共产党，尚未真正踏上政治舞台，力量微弱，张作霖并未重视，也不会下大力气对付。
这点，从对李大钊先生的审讯内容可见，警察厅主要讯问的是涉及国民党与苏联合作的内容，而对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李大钊避而不谈，警察厅也一笔而过，并未深挖。
张学良曾评价张作霖“有雄才，而无大略”。
作为民国军阀，张作霖堪称枭雄，但在格局眼界上，的确像他儿子评价的那样，无大略。
因此，他一心杀害李大钊，着眼点还要放在自身利益上。
第一，与苏联的矛盾。
日俄对中国东北始终垂涎三尺。
苏联成立后，也没有放弃。先是鼓动外蒙独立，再是图谋中东铁路，1922年还出兵占领了北满。
这就与张作霖的军阀利益有了解不开的冲突。而李大钊是共产国际的中国负责人，共产国际就是苏联成立的。
从查获的文件中，就有不少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以及国民党的指令，张作霖认定苏联操控李大钊这个联络人，图谋推翻奉系军阀的统治。
在日本趁机拉拢支持下，张作霖坚定了杀害李大钊的决心。
第二，第一次直奉大战的旧账。
李大钊曾积极谋划直系与国民党的合作，以推翻奉系军阀统治，提出了孙中山和吴佩孚建立联合政府的计划。
吴佩孚看中了李大钊背后的苏联支持，与中国共产党有了一段合作。
因此，在第一次直奉大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铁路工人全力支持吴佩孚，奉系败北退回东北。这次卷土重来，自然要报复了。
第三，北伐战争的新账。
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口号，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
接着北伐军从广东起兵，矛头直指北洋军阀，接连击败孙传芳、吴佩孚，下一个就是奉系张作霖。
在这样的形势下，冯玉祥率国民革命军加入北伐，向张作霖发起进攻。
在此期间，正是李大钊三次电请冯玉祥回国执掌国民革命军，又协调苏联给予冯玉祥部大量武器弹药。张作霖对李大钊岂能不恨？
李大钊先生受到严刑逼供吗？
应该没有，理由如下：
首先，李大钊先生为了保护同志，并没有硬抗审讯，对不涉及我党机密的内容，知无不言，警察厅没有理由用刑。
其次，从李大钊临终遗照可见，面部干净整洁，起码没有淤青伤痕。
当时的报纸描述李大钊先生“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可见作为京师名士，警察厅还是有所顾忌，不会轻易用刑。
再次，从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李大钊遗作《狱中自述》看，纸面整洁，字体有力，书写流畅，如果受到钉竹签、拔指甲等刑罚，很难手持毛笔写出这样字体。
李大钊先生受刑是40分钟还是20分钟。
这一问题，众说纷纭，认为在张作霖指使下，刽子手使用三绞法杀害李大钊，故意拖延施刑时间，增加他的临终痛苦。
最有力的依据就是李大钊长女李星华的回忆。
她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中写到：“反动政府把父亲视为‘罪魁祸首’，对他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为了延长他的痛苦，刽子手们对别人只施刑二十分钟，而对他施刑长达四十分钟之久。”
其实，李大钊先生受刑时，李夫人和子女被关押在看守所。
李大钊去世后数小时才被释放回家，直至次日方在报纸上知道这个噩耗，因此，李星华的这段回忆，应该也是听说所得。
时任京师高等审判庭推事何隽，是为数不多的现场见证者之一。
当日，他看到李大钊
“……旋经行刑人拥登绞台左绞绳下铁盖上，面南而立，一位行刑人反接两手，缠缚全身并折绳结环，神色自若不变。最后，李大钊高呼‘为主义而牺牲’毅然延颈就环。”
这段文字记载于何隽撰写的《李大钊殉难目睹记》。
这位何隽，十分推崇李大钊，曾宣称：“吾国先觉如李大钊诸领袖，亦崛起独树一帜，而以中国共产党名震中外。”
他还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左派。
1927年，何隽任法庭主审法院，拒不执行张作霖的指令，宣判对鲍罗廷（苏联驻中国特使）妻子等4人的“共犯内乱罪”不予起诉，当庭释放。
结果受到张作霖的追捕缉拿，直至张学良掌权才恢复自由。
因此，这位何隽推事的陈述，更接近客观事实。
另外，根据这段描述，显然李大钊先生临终进行革命宣讲，也不符合实际。
《李大钊传》的主笔人之一，也曾坦言，李大钊临终演说一事是根据推测“编写的”。
至于三绞法，根本只适用中国传统绞刑。
中国传统绞刑，通常是将犯人用绳索捆绑在木桩上，在其颈部绳索后插入一根木棒，通过旋转木棒，绞紧绳索，达到绞死犯人目的。
相传，一绞吐舌头，二绞鼓眼睛，三绞七窍流血。
而李大钊先生等烈士，受刑的绞刑架是欧式的。
与中式不同，这样的绞刑架是将人脖颈套上绳索，脚下悬空，依靠体重或加坠重物，让人窒息而死。
这种欧式绞刑架，是没办法使用三绞法的。
此外，如果现场真的将李大钊先生反复悬挂解下，何隽在《李大钊殉难目睹记》中不会不提的。
因此，李大钊先生的行刑时间，应为20分钟左右，也没有使用三绞法。
总之，无论是哪种说法，其实都饱含了人们对李大钊先生的崇敬，以及对反动军阀的仇恨和鄙视。
革命先驱李大钊先生英勇就义已经过去95年了。
当年，先生播撒的共产主义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秉承“勇往奋进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瘅精瘁力以成之”精神，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推
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如今，不忘初心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踏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征程。
若先生看到如此“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当含笑九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