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诺尔曼·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1890年3月4日－1939年11月12日），医学博士，加拿大医师、医疗创新者、人道主义者。他的胸外科医术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医学界享有盛名。白求恩1938年3月31日，率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中国延安，毛泽东亲切接见了白求恩一行。1938年11月至1939年2月，率医疗队到山西雁北和冀中前线进行战地救治，4个月里，行程750千米，做手术300余次，救治大批伤员。1939年11月12日因败血症医治无效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终年49岁。白求恩去世后毛泽东为了悼念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学习白求恩》，在1939年12月21日发表，白求恩的名字也因此而家喻户晓。
1939年11月12日“不幸以身殉职”。白求恩弥留之际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写下一份感人至深的遗嘱。遗嘱大部分文字是以平静的语气交代后事，白求恩提到了给加拿大共产党总书记写信通报情况，提到了离婚妻子的生活问题，提到了把遗物赠与同志、友人作纪念。遗嘱提及10名外国人和13名中国人，其中贺龙、聂荣臻、吕正操等叱咤风云的将领无须赘言。
“用林赛先生送给我的那十八美金作寄费”
“用林赛先生送给我的那十八美金作寄费”，寄的是一个箱子。箱子里装的是白求恩送给加拿大、美国同志及友人的遗物，计有给加拿大共产党总书记蒂姆·布克一件皮大衣，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一把日本指挥刀和一把中国大砍刀，约翰·艾迪姆斯一条日本毯子，伊尼克·亚当斯一套飞行衣，帕拉西斯特拉一条日本毯子，玛格丽特一枚银戒指，菲利普·克拉克两双新草鞋，莉莲一面日本大旗，还有交给蒂姆·布克的照片、日记、文件和电影胶片等。这些东西有的特具象征意义，日本指挥刀、日本大旗、日本毯子、飞行衣、中国大砍刀、草鞋之类应是八路军的赠品，其中不少是缴获日军的战利品。白求恩特别嘱咐“这个箱子必须很坚固，用皮带捆住锁好，外加三条绳子”，可见他对这些物件的珍视。
遗嘱中提及送美金给白求恩的“林赛先生”，全名迈克尔·林赛。1938年1月8日，白求恩在温哥华登上“亚洲女王”号前往中国，在船上遇到了林赛，林赛去中国燕京大学任教。在漫长的旅途中他俩成为好朋友，并相约在华北再见。
1938年夏，林赛来到晋察冀根据地，在五台山与白求恩重逢。白求恩腾不出更多的时间陪他，就带着他参观简陋的医院和手术现场。为了不让伤兵长途跋涉，白求恩用两匹骡子驮着医药器材，巡回到前线替伤兵动手术，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林赛用相机拍摄了白求恩牵着骡子到前线抢救伤员的珍贵镜头。
临别时，林赛掏出为数有限的美金塞给了白求恩，并约他到北平去休养些时日，可没想到这次分别竟是永别。
“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子坎贝尔夫人拨一笔生活款子”
白求恩的遗嘱饱含着对昔日爱人的眷恋。他写道：“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子坎贝尔夫人拨一笔生活款子，分期给也可以。我对她应负的责任很重，决不能因为没钱而把她遗弃了。还要告诉她，我是十分内疚的，并且曾经是很快乐的。”
白求恩曾有過两次婚姻，但两次结婚的对象都是同一位女士——弗朗西斯·坎贝尔。白求恩32岁时在爱丁堡参加外科医学会会员考试，认识了21岁的英国姑娘弗朗西斯。白求恩对她一见钟情，考试一结束两人便结伴旅行。1923年8月，他们在英国伦敦举行了婚礼。
婚后他们迁居美国底特律，白求恩租了一所小公寓挂牌行医。他医术精湛且医德高尚，病人一天天增多，可他不幸染上肺结核病。在那时肺结核是不治之症，他对妻子说：“我必须向你说明，死神就要来到我的身边，而你才26岁，我不能把病传染给你，我必须和你离婚。”妻子坚决不同意。他以拒绝继续治疗相要挟，她再度拒绝。最后，白求恩只好硬着心肠向法院递交了离婚申请书，1927年10月他与妻子离婚。
白求恩化痛苦为力量，冒险试用“人工气胸疗法”，结果奇迹发生了，他的病竟然痊愈。这不仅使他起死回生，而且给他在医学界赢得了声誉。随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弗朗西斯发电报：“病愈，今日离特鲁多。对你感情依旧。”接着，他又写信倾诉对她的相思之情，希望她能够分享他的“新生”。她回信说，你在我的心头总是挥之不去，既然我们都还相爱，为什么要分开呢？她立即来到蒙特利尔，两人直接去教堂，举行了第二次婚礼。
两人度过了一段胜似新婚的甜蜜岁月。可白求恩忙于工作，无暇照顾妻子。日子一长，他们的感情真的出现了危机。1933年3月，两人再次离婚。
即便如此，白求恩对弗朗西斯仍有割舍不断的感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心里牵挂着她，为她的未来操心。可见，白求恩对弗朗西斯用情至深。
“卫生学校的江校长，让他任意挑选两种物品作纪念”
“江校长”叫江一真。1938年3月底，白求恩抵达延安，负责接待陪同的就是江一真，那时江一真任中央军委总卫生部保健科科长兼手术组组长。
那时，晋察冀根据地医务人员严重缺乏，白求恩向聂荣臻建议开办卫生学校，“留下永远不走的医疗队”。聂荣臻极为赞成，并希望白求恩来主持这项工作，但白求恩更希望在前线救治伤员。江一真的到来使白求恩喜出望外，在他的举荐下，军区任命江一真担任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校长。
白求恩高兴地参加了卫生学校的开学典礼，他还以手术示范的方式亲自给学生上课。在讲解医疗器械的使用时，白求恩给一名下肢陈旧性骨折病人实施手术，江一真做助手，从手术准备到结扎缝合，一个步骤一个步骤，都讲得具体明白。
白求恩牺牲的噩耗传来，江一真极为悲痛。按照白求恩的遗嘱，他含泪挑选了一把手术刀和一副手术手套。江一真肝肠寸断：他曾经给我那样多的帮助，在遗嘱中还特意要我挑选两件遗物作纪念，而我在他病危之际竟没尽一点力量。
“两个箱子，给叶部长”
“叶部长”即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叶青山。1938年6月17日，白求恩抵达山西五台金刚库村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叶青山陪同聂荣臻会见了白求恩。
白求恩建议并亲自主持创办“模范医院”。叶青山全力支持白求恩的工作，确定在军区后方医院第二所的基础上改建，从设备的购置、人员的配备到医院工作人员的食、住、行等，都进行了周密的安排。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模范医院（即今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前身）建成，伤员接待室、内外科室、奥尔臭氏治疗室、罗氏牵引室、妥马氏夹板室等一应俱全。虽然设备简陋，但整齐清洁，井井有条，对晋察冀医院建设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十八种器械，给游副部长”
“游副部长”即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副部长游胜华。白求恩到晋察冀后，聂荣臻派游胜华给白求恩当助手，协助他的工作，照顾他的生活，还给游胜华交代了一项特殊任务：把白求恩的外科医术学到手。
起初，白求恩对这个助手不太信任，因为游胜华只读过小学四年级，且只在红军军医学校受过一年多的培训，就出了几道题考他。游胜华很紧张，考出了一身汗。白求恩却露出十分惊讶的神情，说没有想到他竟能答上医科大学二三年级课程中的问题。白求恩竖起大拇指称赞：“这个红军军医学校不简单！”他愉快地接纳了这个助手。
游胜华抓住难得的机会向白求恩学习。为了直接跟白求恩交流，游胜华向翻译苦学英语，掌握了1000多个英语单词，能与白求恩进行简单的会话，融洽了两人的关系。通过白求恩的手术示范，医疗队开展了输血，头、胸、腹和四肢手术。直接为白求恩做助手的游胜华，医术越来越精湛，白求恩称他为“我最满意的外科医生”。
“十五种器械，给林医生”
“林医生”即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院长林金亮。白求恩担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后，林金亮陪同他参观后方医院设在一所小学教室里的手术室，手术器械只有几把剪子、止血钳、手术刀，还有用木工锯改造的骨锯等，手术床则是门板搭成的，再就是他们自制的脱脂棉、纱布、绷带、羊肠线等医疗用品。林金亮介绍说：“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白求恩一件件地拿起器械仔细端详着，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你们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太了不起了。中国共产党交给八路军的不是什么精良武器，而是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锻炼的革命战士。有了这，我们就有一切。”
白求恩鼓励林金亮既要当一个好院长，更要当一个好医生，并在医疗技术上对他言传身教。
1939年11月11日，林金亮突然接到白求恩病危的消息。受聂荣臻委派，他带上急救药品马不停蹄地赶到黄石口，对白求恩实施抢救。白求恩的身体已经虚弱到了极点。林金亮泪雨滂沱，恳求白求恩回后方医院治疗。白求恩无力地摇摇头说：“不必了，我患的是脓毒败血症，能够做到的办法都用过了。”
遗嘱中提及的另外几个人
白求恩在遗嘱中写道：“一箱子食品和文学书籍送给董同志，算我对他和他的夫人、孩子们的新年礼物。”“打字机和绷带给郎同志。”“手表和蚊帐给潘同志。”“董同志”叫董越千，“郎同志”叫郎林，“潘同志”叫潘凡。他们3人先后给白求恩做过翻译。
董越千毕业于北京大学外语系，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白求恩到晋察冀后，聂荣臻将时任阜平县县长的董越千调来给白求恩当翻译。董越千知识渊博，英语流利，深受白求恩的赏识，白求恩称他是“另一个自己”。1938年9月15日，模范医院举行落成典礼，董越千为白求恩翻译了热情洋溢的致辞：“我们要学习用技术去治疗我们受伤的同志，他们为我们打仗，我们也必须替他们打仗。我们要打的敌人是死亡、疾病和残废。我们用医术战胜死亡，夺回生命，让伤病员重返前线。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打日本，救中国。”在场的包括聂荣臻在内的所有人深受感动。
接替董越千的是郎林。郎林左小腿被馬踢断，是白求恩给他做的手术。当时，他正在医院养伤。11月11日上午，白求恩给郎林写了一封信。郎林含着泪读完这封信。信中说：“假如我还有一点支持的力量，我一定回到前方去，可是我已经站不起来了。”“我的身体整天发冷发热到不能支持的程度。因此我只好通知他们如有腹部伤，股骨骨折或头部负伤的伤员送来，马上要通知我，就是熟睡也要叫起来。……”
郎林受伤后，潘凡作为临时翻译，在白求恩生命的最后7天一直陪伴他左右，写下了《深刻印象中的最后七天》，文中描述：“（白求恩）那只染毒的指头，比平时要大两倍，他安慰我，‘只留下两个指头，我还可以照样工作’。”“他一定要到前线去，我再三劝解都没有效果。”“道路太难走了。赶了七十里。他告诉通信员通知各战斗单位，把伤员一齐转送这边来。”“他的头又剧烈地痛起来，高烧至四十度。”“赶至黄石口，他颤抖着，牙齿嘚嘚地响个不停。他一度晕厥过去。”“我们的白大夫，躺在安详的黎明中，用热爱的近乎凝固的眼睛和我们永别。”
遗嘱又写道：“给我的小鬼和马夫每人一床毯子，并另送小鬼一双日本皮鞋。”“小鬼”是勤务员，叫何自新，1934年参加红军，是随白求恩从延安过来的。有一张白求恩坐在屋门口吃鸡蛋的照片，后面站着拿一本书的就是“17岁的老红军”何自新。“马夫”实际上是炊事员兼做饲养员工作，叫冯志华。他曾在平山教堂当过厨师，会做一点西餐，部队专门动员他参军，为白求恩做点可口的食品。
遗嘱还写道：“照相机给沙飞。”沙飞是个摄影家，现在保留下来的白求恩参加中国抗战的照片，大都出自他的手。白求恩来晋察冀时，沙飞正在卫生所住院，白求恩也喜欢摄影，两人一见如故。得知白求恩逝世的噩耗，沙飞十分悲痛，立即前往吊唁。白求恩静静地躺着，脸颊显得瘦削，头发有些凌乱，身上盖着一床旧军被。他为白求恩拍摄了遗容照。在1942年7月出版的《晋察冀画报》创刊号上，沙飞精心选编了一组“纪念国际反法西斯伟大战士诺尔曼·白求恩”的专题摄影报道，以表达对白求恩的缅怀之情。白求恩赠给他的相机，他一直随身带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