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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厦大的恩恩怨怨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匠,鲁迅先生与厦门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曾在厦门大学任教,对校园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然而,后来在一起事件中,鲁迅与学校产生了矛盾和矛盾。这段往事至今仍然备受关注,引发了许多学者和读者的思考。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的经历对于了解他的人生和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揭示了当时中国知识界和学术界的复杂关系。这段“恩恩怨怨”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文化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兴起学潮,鲁迅和一些学生一样,被列入黑名单,鲁迅在亲友和学生们的敦劝下离家避难。
另一方面,北京大学因为经费困难,开始拖欠教员工资,在厦门大学高薪的诱惑下,北大的一批在编教授纷纷南下厦门。7月28日,鲁迅也收到厦门大学寄来的薪水和车旅费共500大洋,抵挡不住月薪400大洋的诱惑,抱着“换一个地方生活”的想法,他接受了厦门大学林语堂的邀请。
在厦门大学教书创作
来厦门前,鲁迅曾经考虑过多次,绝不能把教书当成终生的职业,他把教书看成是短期的“休整”,并为以后的生活积聚一点必需的钱。他与许广平上海分手时相约:准备在厦门住两年,彼此再见面。
鲁迅在厦门大学开设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课,还兼任国学院的研究教授。鲁迅每次上课,钟声刚响,教室里早就坐满了人,后到的学生只能凭窗倚墙站着听讲。不仅文科的学生来听课,法科、理科、商科的学生也来听课,厦门大学不少年轻的教员也到场听课,还有很多校外的记者、编辑也闻风而至,场面十分壮观。
鲁迅在厦大讲的中国小说史课,在校内外也同样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据当时的学生俞荻回忆:“鲁迅讲学,并不像一般‘名教授’那样,只干巴巴地一句一句地读讲义,枯燥无味地下定义。他的讲话也和他的作品那样地丰富多彩。他讲到某时代的代表作家及其作品的时候,善于引证适当的、丰富的资料来详尽地加以分析,雄辩地加以批判,说明什么应当吸取,什么应当摒弃。听他讲学,好像小学生听老师讲有趣的故事那样,唯恐时间过得太快!”
鲁迅在厦大
鲁迅在厦大
学生们不满足于只听鲁迅讲课,他们把鲁迅看成引路的导师,许多厦门本地的学生,有时星期天都不回家,留在学校里陪鲁迅,鲁迅倘若上街,他们便随同去当厦门闽南话的翻译。鲁迅的宿舍里,经常有学生来请教各种各样的问题,传出鲁迅与青年们亲切交谈的话语和爽朗的笑声。在鲁迅的支持和帮助下,学生先后成立了“泱泱社”和 “鼓浪社”两个文艺团体,筹办《波艇》月刊和《鼓浪》周刊。
此外,鲁迅还写下了大量的作品,完成了好几部书的编辑、校订工作。他写了5 篇《旧事重提》,两篇《故事新编》、《华盖集续编的续编》、《汉文学史纲要》,还有《华盖集续集》的《小引》、《坟》的《题记》及《后记》、《〈争自由的波浪〉小引》、《〈绛洞花主〉小引》、《〈走到出版界〉的“战略”》、《新的世故》等共17万多字,这中间以《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两篇文章最为有名。
对厦门及厦门大学的印象
鲁迅见富人居住的市区到处是洋房别墅、酒吧菜馆,而郊外及居民区则野草丛生、荒坟累累,鲁迅引用来过厦门的一个荷兰人的话说:“中国全国就是一个大墓场。”
鲁迅对厦门人的印象也不大好,说厦门“大概因为和南洋相距太近之故罢,此地实在太斤斤于银钱,‘某人多少钱一月’等等的话,谈话中常听见”。因为鲁迅“没有一点架子,也没有一点派头,也没有一点客气,衣服也随便,铺盖也随便,说话也不装腔作势”。
鲁迅对厦门大学的印象也十分糟糕,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讽刺地形容厦门大学,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海边上”,“我到此快要一个月了,懒在一所三层楼上,对于各处都不大写信。这楼就在海边,日夜被海风呼呼地吹着。四周的人家不多,我所知道的最近的店铺,只有一家,卖点罐头食物和糕饼。”
与厦大校长林文庆斗法
当时厦门大学校长长林文庆,福建海澄县今龙海市人,1869年生于新加坡一华侨家庭,在新加坡莱佛士学院读书时,因成绩优异,获英女皇奖学金,是获得该项奖学金的第一个中国人。毕业后,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获内科学士和外科硕士,受聘剑桥大学研究病理学。
194月6日,华侨陈嘉庚出资创办厦门大学,后来决定聘任林文庆担任厦门大学校长一职。直到厦门大学1937年改为“国立”,另派来校长后,担任了厦门大学校长一职长达的林文庆才离开厦门。
林文庆
1925年是陈嘉庚的事业进入鼎盛时期,由于资金充裕,林文庆主持下的厦门大学取得了很快的发展。林文庆是个尊孔派,他开口不离孔子,并把《大学》中的“止于至善”当做校训,以“人人为仁人君子”作为培养学生的宗旨。他热衷于倡导国学,于是决定筹建国学院。
当时恰逢“三一八惨案”后不久,北京政治环境恶劣,教授们经常拿不到工资,面对厦门大学当时的超出其他大学一倍的高薪,鲁迅、林语堂、顾颉刚、沈兼士、孙伏园等20多名著名学者来到厦门,这就等于“半个北大”来到了厦大。
1926年10月10日厦门大学国学院正式成立,林文庆兼任国学院院长,沈兼士任研究院主任,林语堂出任总秘书,工作由沈兼士具体负责。
林文庆校长有两个特点:一是以孔教为办学的“纲”,提倡复古、尊孔,让学生背古书,弄古文;二是以“金钱万能”为办学方针。所以刚刚到校不久的鲁迅就与林文庆发生了冲突。
因为学校以金钱为中心,学校当局便依仗金钱,把教职员当做奴仆看待。鲁迅刚到学校,学校当局就问履历、问著作、问计划、问年底有什么成绩发表,希望快速并多出成果。
鲁迅
最让鲁迅反感的是每逢星期四上午的纪念周会,教授们个个衣冠楚楚地对林文庆点头作揖,“唯校长的喜怒是伺”。按惯例先是校长的开场白,接着就是教授们的《论孔教的真义》、《孔子何以是圣人而不是神人》之类的演说,因为学生们早已经听厌了这种老调子,所以会场里冷冷清清。为了借重鲁迅的声望来装饰门面,林文庆特地邀请鲁迅在周会上演说。
1925年10月14日,鲁迅作了《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的演讲,提出青年学生要救国,并不在读中国书,而是要勇于做改革社会的“好事之徒”。鲁迅的演讲让主持演讲的林文庆瞠目结舌,不知所措,从此鲁迅与林文庆的矛盾进入公开化。
11月,一位银行家来到厦大,学校当局忙得不亦乐乎,鲁迅蔑视这种绕着“钱”字打转的风气。有人拉着鲁迅去陪银行家照相,鲁迅坚决拒绝了,并斩钉截铁地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校长林文庆宴请银行家邀请鲁迅作陪,鲁迅在林文庆的通知单上签了个“知”字,但并没有去。事后鲁迅对那个“知”字解释说,是“不去可知矣”。
11月22日,国学院召开会议讨论经费问题,林文庆以学校基金缺乏,决定裁减国学院的经费预算,到会的人多的表示异议,林文庆立刻摆出老板的架势,傲慢地说:“学校经费是有钱人拿出来的,只有有钱的人,才有发言权!”鲁迅按奈不住内心的怒火,掏出两个银角,“啪”的一声,摔在桌上,说:“我也有钱,我有发言权。”鲁迅这一举止,让林文庆大失脸面、十分狼狈,二人间的矛盾急剧升级,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忍无可忍下的出走
除了与校长的矛盾重重,鲁迅在厦大也遭遇着人际关系危机。国学院里有几个“现代评论”派的人物,是刚从北京来厦门任教的,公开宣称只佩服胡适、陈西滢,代表人物就是顾颉刚。在北京时这些人就与鲁迅矛盾重重。林语堂是福建龙溪人,在厦门大学工作相当勤勉,鲁迅来厦门大学就是经林语堂介绍的,二人的关系还是相当融洽的。
厦大是靠理科起家的,经费、校舍资源等各项政策都向理科倾斜,国学院兴起后,分去近一半的研究经费,让厦大教务长兼理科部主任刘树杞等人难以忍受。于是,刘树杞就利用自己掌管财政之便,在校长林文庆的秘密授意下,向鲁迅发难,几次逼鲁迅搬家,最后一次,居然让鲁迅搬到了厦大的地下室居住。鲁迅的屋子里原来有两个灯泡,刘树杞说要节约电费,非得让人摘下一个不行,这件事情把鲁迅气得够呛。
鲁迅忍无可忍,终于决定离开厦大,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还说,“我本想做点事,现在看来,恐怕是不行的,能否到一年,也很难说。”
厦大的学生听说鲁迅被赶走了,发起了学潮,强烈要求驱逐刘树杞。校长林文庆一面设宴挽留鲁迅,一面又背后造谣说鲁迅“并非预备在厦门教书的”,是来厦门大学“捣乱”的,是一位“放火者”。
学生送别鲁迅
1927年1月15日午后,鲁迅在许多教师、学生的陪伴下登上了一艘小船,离开了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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