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社会于4月逐步恢复正常，欧美重灾区国家也开始陆续抛出重启经济的计划，这些从疫情发生以来一直处在聚光灯下的地区，未来将不再是灾难中心，让很多人感到疫情带来的灾难可能快要结束了。然而，当人们把眼光投向全球，就会发现还有更多的疫情“洼地”。
正如水桶效应揭示的一样，全球疫情何时结束，不是取决于防控成效最好的国家，而是由漏洞最多的地区所决定的。对印度、非洲、南美和一些东南亚国家来讲，防控疫情最困难的时期从4月下旬才刚刚开始。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地区面临的挑战，恐怕比欧盟（EU）更大更复杂。
落入火山口的印度疫情
目前，横跨欧亚的土耳其、俄罗斯等地的疫情仍呈现蔓延之势，南亚的印度、南美的巴西以及非洲大陆都可能成为新一轮危机爆发点。其中，最引起外界担忧的是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印度。
4月14日时，印度确诊新冠肺炎病例20天突然暴涨20倍，累计增至10,444例，至4月30日，确诊病例已达33,050人，死亡人数亦突破千人大关。
的确，印度从3月下旬开始实施“封国令”，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曾称和其他国家比起来，印度已能更好地遏制新冠肺炎的传播。
印度的封国、封城等措施也确实严厉，比如在机场对外国旅客进行监测，将铁路旧车厢改造成“移动病床”等举措也可圈可点，但是，其防控成效还是受到天然条件等多方面因素制约。
从医疗条件来看，印度近14亿人口中有注册医生108万名，平均1.1万人才有一名医生。印度全国有1.2万所医院、2.2万个初级医疗中心、2,000多个社区医疗中心和2.7万个诊疗所。虽然疫情扩散后官方迅速把检测实验室从1个增加到220个，疫情发生后，印度全境也紧急加大检测力度，从3月时的一天检测一千人上升到4月底的一天六万人，但相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印度的检测能力和医疗资源都面临着巨大考验。
孟买最知名的达拉维（Dharavi）贫民窟于4月1日出现新冠肺炎患者，患者当晚不治身亡，到四月底，当地已累计发现334人感染，18人病死。以贫民窟的拥挤程度、卫生条件和聚集情况，这一数据可能也只是冰山一角。
印度的防控政策还面临着独特复杂的政治因素。由于达拉维贫民窟病亡的患者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且此前曾参加新德里的伊斯兰教大型活动，一时间，“穆斯林传播新冠病毒”、“印度穆斯林发动新冠圣战”等言论在各地四起，让印度国内本就因为《公民身份法》而暗潮汹涌的宗教民族矛盾更加激化。
虽然莫迪明确要求各地不应因新冠肺炎疫情污名化任何社群，但是人民党官员和部分舆论的歧视言论仍然不止，助长着针对穆斯林群体的暴力行为。穆斯林面临殴打、私刑、驱赶，清真寺被袭，对疫情的防控相当不利。
再者，印度国民卫生习惯及意识的欠缺，成为加速疫情传播的催化剂。3月下旬以来，印度社会流传着“鼓掌杀死病毒”、“吹号杀死病毒”、“点蜡烛杀死病毒”等各种荒诞不经的传闻。就在莫迪宣布“人民宵禁”当天，印度各地举办游行、焰火表演，庆祝莫迪“防疫妙举”，政府的防控措施就如此轻易地从一开始就被破坏了。
发展中国家危机鲜受关注
以上现象虽然带有“印度特色”，但是其背后的问题则并非孤例。印度诸多的防控隐患，在南美洲、非洲、东南亚都以不同的形式出现。
如土耳其的难民、战争、党派纷争等问题和疫情交错，巴西、印度尼西亚、伊朗等国政府都因为政治分歧或宗教原因在是否封城等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而非洲的坦桑尼亚4月初仍然在棕枝主日弥撒上，一边祈祷免受病毒侵袭，一边毫无防护措施地聚集活动。多数发展中国家医疗资源不足、工业体系不够完善，很难在医疗设备上自给自足，加之各国的政策、民众的配合度以及卫生意识的掣肘，令防疫难上加难。
疫情促使各国实行保护重要物资的措施，最受影响者是发展中国家。包括欧盟、美国和印度等在内的69个国家和地区禁止或限制出口口罩等个人防护设备、药品和医疗器械产品。哈萨克斯坦、越南等至少14个小麦和大米供应国，为确保国内粮食供应采取了限制出口的措施。这些限制措施叠加已受到疫情冲击的供应链，让发展中国家的防控和生活保障更加艰难。4月21日，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发布一份报告，预测面临严重粮食危机的人口数量将翻倍，增至2.65亿，最多可能波及30个国家。
联合国早已指出，疫情期间发展中国家正在遭遇资本外流、债券利差扩大、货币贬值、出口收入锐减、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和旅游业利润缩水，对国家经济的冲击甚至比的全球金融危机更加严重。
当前，连一些发达国家都出现了“美元荒”，那么对去年经济已经大幅放缓的印度、刚走出经济萎缩的巴西、经历里拉危机的土耳其，乃至经济更加脆弱的欠发达国家，面对更大的资金流出又如何自保？
然而，除了印度之外，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疫情并不在舆论聚光灯下。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疫情最先爆发的恰恰是城市聚集、人员往来频繁的发达地区，因为发展中国家人口在全球流动相对较少，对于全球疫情的整体形势来讲，也确实没有发达国家疫情爆发的影响大。不过，这不应该是发展中世界不受重视的理由。除中国之外，全球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在发展中国家，如果这些人口的生存和健康不受重视，只能说是全球发展不平等的体现。
若G20“见死不救” 谁能帮忙
正因如此，包括联合国（UN）、国际金融协会（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在内的国际组织，呼吁全球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力度。联合国建议全球资助发展中国家高达2.5万亿美元的资金。外界更寄希望二十国集团（G20）的机制提高个人防护装备及医疗设备的产量，取消所有药品、个人防护用品、医疗器材即原材料的关税和出口禁令，确保公平分配，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资助。
然而，发展中国家占大多数的G20几乎没能回应上述期待。继3月底G20领导人视频峰会做出“六大承诺”之后，对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贸易和全球供应链的干扰、帮助全部有需要的国家”，没有下文。
4月19日的G20卫生部长特别会议，对“重视疫情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所带来的风险”也没有具体承诺。4月21日的G20农粮部长会议敦促各国避免对全球食物供应链造成不必要的障碍、要符合世贸组织（WTO）贸易规则，但具体怎样约束也不清楚。在财金层面，除了G20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4月15日决定同意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临时债务救济，5月1日开始暂停债务偿还之外，并没有其他共同采取的措施。
反而，关于“中国病毒”是否要写入联合公报、是否要表示“支持世卫组织（WHO）”等政治议题则成为G20会议的焦点，据传还导致卫生部长特别会议联合公报流产。若G20只能继续充当各国政治秀场，发展中国家难免将面临自救无力，求助无门的状况，疫情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将难以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