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孔明是三国军事家、政治家，他自然对东汉以前的历史、军事、天文地理、文学、社会人文、地方习俗、口语习惯等等了解或很精通。是以研究“诸葛亮问题”的现代学者不能把诸葛孔明认为是“一个傻瓜”，当成一个“木偶人”，剥夺诸葛武侯的睿智，成为“诸葛亮”的“代言人”，来论述“诸葛亮问题”的学术研究，而轻易做出与“诸葛亮认知”相互对立或矛盾的“学术结论”。
故诸葛孔明本人说，是研究“诸葛亮问题”的研究核心，“诸葛孔明本人说”也不是可以被“任何人”包括后来史学家及“注解家”所记载而曲解。
“诸葛亮本人说”是当事人的主证，当事人其实也没有想到“后人纠纷”，如果想到了，他会把细节问题“注释”清楚，以免造成误会。故“诸葛孔明本人说”是中性的，没有后来学者研究的“立场或观点”。
公元227年诸葛亮在前出师表奏章里表述很明确“躬耕于南阳”“三顾草庐”“卑鄙”，诸葛亮在宜昌入蜀过黄陵庙修缮黄陵庙时，也撰书刻碑“仆躬耕于南阳之亩，遂蒙刘氏顾草庐……”，诸葛亮本人以后明明白白告诉他“躬耕种地”，所居“草庐”，是下层人农民身份，躬耕地坐标明确，人际关系（惟徐庶崔州平友善）及生活环境明确。从上面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把“南襄两地的历史边界”研究清楚，这个历史“悬案”不就解决了吗？因为诸葛亮是知道“南襄两地的历史边界”的，228年诸葛孔明后出师表奏章已经清晰提出“荆州北拒汉沔”，这就是指襄阳北界汉水。而关于“南阳”的地理坐标，诸葛亮言“操困于南阳”，是以出自孔明一人之口的三个“南阳”，肯定是指向同一个地理坐标。
但也有“襄阳说”学者说了，孔明说的“南阳”是指南阳郡，不是南阳郡郡治宛县（宛城）。而“宛县”在三国鼎立前二百多时，就有被王莽改名南阳县 ，《后汉书地理》“宛故申伯国，莽曰南阳”，时南阳郡曰前队，襄阳县曰襄阳县。是以南阳当地口语习惯称呼宛县为南阳，这是传统和沿袭，而这一点历史知识，诸葛孔明怎么会不知道呢？
而“襄阳说”学者固执己见，诸葛亮本人说“躬耕于南阳”一定是南阳郡，不是南阳宛县（宛城）。如此论述，对“孔明先生本人说”是有点“牵强”和“霸凌”，我们姑且不谈“襄阳说”学者的固执偏见。按“襄阳说”学者论述，我们只需要分辨清楚东汉时“南阳郡和南郡”的边界，建安中“南阳郡和襄阳郡”的边界，论述清楚“南襄两地边界”，该“争议”就可以迎刃而解，不是吗？边界清楚，了解三国现状的诸葛亮自当分得清楚南阳和襄阳。
秦置及两汉至三国，南阳郡和南郡及南阳郡和襄阳郡见于史载边界清楚。《史记》《汉书》《后汉书地理》及后来的《晋书》《汉晋春秋》《襄阳府志》《襄阳县治》等等都清晰记载:秦置南阳郡和南郡交界部分以“汉水为界”。《三国志》里也明确记载:公元208年曹操立襄阳，割邓县南部及樊城划治给襄阳郡～南阳郡不至汉水，汉水是襄阳郡的内河。我们可以否定诸葛亮不了解“南阳郡和南郡”的历史边界吗？我们可以否定诸葛亮确认“今天下三分”现状而不了解“南阳郡和襄阳郡”的边界吗？显然不能，因为诸葛亮比后来任何人都了解三国现状。刘表、诸葛亮军事集团任命关羽为襄阳太守，就是对东汉丞相曹操所立襄阳郡的“确认”及争夺。
基于以上结论，无论是“襄阳说”学者认定的“南阳郡”，还是诸葛亮本人说的“南阳”，都是在汉水以北的南阳郡，与“襄阳城西二十里古隆中”没有丝毫关系。所谓的“南阳邓县隆中”从历史本源上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南阳郡不会“付与”南阳邓县有超越其郡境辖治的“特权”，历史记载里也没有秦置南阳郡和南郡后，南阳郡在南郡境内有“飞地”的记载。
是不是“南襄两地躬耕地纠纷”可以休了呢？那些把诸葛亮当成“傻瓜”的学者是不是该反思一下自己智商～思维逻辑判断呢？
我们不容置疑古人对中华古文化的理解能力及慧根，是今天的我们不能比拟的；亦如今天的白话文能够让古人费解，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也不容曲解古人对于“于沔之阳”和“于沔之阴”，“山南水北”为阳这些常识性的认知。
诸葛孔明“躬耕于南阳”与襄阳没有一点关系，而无论是“南阳郡”或“南阳”！
而“襄阳说”学者有人说了，“襄阳无西”“西界万山”是说明襄阳西面是邓县，是邓县吗？《襄阳县志》记载明明白白:时南阳邓县在万山以西、汉水以北。那么“万山以西，汉水以南”是哪里呢？时南郡的中庐县。“襄阳说”学者可以看看襄阳立县的记载:襄阳立县西汉初从中庐县析出，居中庐县以东，汉水以南。所以今天的泥咀镇、古隆中风景区都是历史上的中庐县县境，不是伪“邓县隆中”。襄阳立郡割南阳山都县划治襄阳郡，山都县过来是中庐县，中庐县过来是襄阳县。万山，是中庐县和襄阳县的界碑；万山，也是襄阳立郡前中庐县最北山头，而汉水北岸是南阳邓县。
请“襄阳说”学者过来探讨，如果你们有邓县飞过汉水去辖治中庐县以北的记载？可以端出来？但首先把《襄阳府志》《襄阳县志》《晋书》《汉晋春秋》《三国志》《汉书》《后汉书》《史记》等等关于“南襄边界”记载历史给否定了！ 否定了它们，我倾听你们说……你们可以这么说？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