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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剑上朝，并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的表述，而是政治地位的承认，是等级划分的表象。
在我国古代王朝的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威权政治是我国数千年中央集权制度的根本，而尊重和威信是威权政治的基础，带剑上朝的权力，背后是复杂的政治地位高低的体现，它具体出现的次数从秦朝开始渐渐的减少了，一直到宋朝几乎灭绝。
这种现象的变化是和我国古代的政治结构演变密不可分的，也是研究君权逐渐崇高的历史事实的一个窗口。
先秦的诸侯王和秦始皇，汉武帝和宋太宗，皇帝和皇帝，政权和政权之间是绝不相同的，臣权不断的被打压削弱是不争的事实，带剑上朝这样敏感的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发生的时期同样也体现了皇帝地位的演变和中央集权的加强。
一．先秦公卿：王的政权事实的合作者1．夏商周的政治架构
夏商周的政治架构中，血脉重臣的比例很高，他们本来就是政权的合作者，参股者，在王朝事务中具有很高的发言权，他们的带剑上朝，是肯定频繁的，在周礼对人们的行为做出严格的界定以前，王和臣下的距离并没有那么遥远。
暴虐的纣王看见太师闻仲，也是异常尊敬甚至算得上害怕的。黄飞虎和箕子，做为他的大舅子和叔叔，自然也拥有带剑上朝的权力，而周王朝分封天下，数不尽的诸侯王进谏周王，作为礼仪或者身份的象征，带剑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2．春秋战国：公卿和诸侯王关系的变化
相比于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王权，事实上是进一步的下降的，三家分晋中晋王想必不敢对赵魏韩三家的公卿做出带剑的限制，而田氏代齐表明，君臣地位的转变也许就在一瞬间。
士大夫和公卿们，在礼仪方面是非常注意的，几句话甚至一个眼神，也许都会被看为对某个公卿的侮辱，从而引来一场政变，公然的禁止带剑上朝，就是变相的剥夺了臣下的自卫权力。想必在尚武的春秋，战国时期是非常犯忌讳的。
3．秦统一之前贵族地位的强大
战国的时候，贵族是社会阶级中重要的一环，而周礼六艺对尚武精神的要求，让剑成为了贵族重要的象征，古人当面折剑几乎表明了不可转圜的决绝态度，带剑上朝，成为了战国贵族的时尚。
除了武将，文官也以配剑为荣，他表明了为君王战斗的情怀，越是在贵族势力强大的国家，比如楚国和齐国，臣子配剑上朝的情况就越频繁的发生，值得注意的是，反而在最军国主义的秦国，开始对配剑上朝限制起来。
二．秦朝开始的王朝本质的变化1．从荆轲刺秦看秦王对配剑上朝的限制
荆轲风萧萧易水寒兮的故事，悲壮的传承千古，然而具体到刺杀行动的细节上，秦朝规定的群臣不可带尺兵入朝，可能是个重要的情况。
荆轲在做刺秦的可能性推演的时候，得到了太子丹的情报支持。秦王侍卫在朝廷上的站位，因为安全的原因，肯定不能离秦王太近，而大臣们被限制了带武器上朝的权力，也是一下子对突发事件爱莫能助的，这就是几率不高的刺杀成功可能性的重要参考。
事实也确实是这样，刺杀过程中，秦王本人的配剑太长，他坐在地上接受荆轲的图册，一下站不起身来，以至于剑也拔不出来，最后只能绕柱而行，等待侍卫的救援。
2．秦王对武器的限制源于嫪毐的宫廷阴谋
秦王的冷酷，也是在政治这个大染缸中被逼迫出来的，她的生母和情夫嫪毐的政变，差点让中国的第一个皇帝梦断雍城，政变的过程是曲折的，镇压下来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得到了吕不韦和昌平君的全力相助。
而事变中最让人伤心的是，赵太后是嬴政的至亲之人，而她和嫪毐的儿子，很可能是政变成功后的秦国之主，被认为最可信任的人背叛，对秦始皇来说，是最大的伤害，更不要说在追查事情的过程中，还发现了吕不韦的秘密，这也成了嬴政性格改变的开始。
对宫廷阴谋的防范，让秦王做出了尺兵不可上殿的规定，这很可能也是历史上最早的上朝武器携带限制。
3．秦始皇和秦王二者政治意义不同
如果说嬴政在做秦王的时候，高压政策还要遮掩的话，做为秦始皇的嬴政，肯定把尺兵不能上殿作为了秦朝万世延续的规则而规定了下来。
始皇帝的意义是绝对的中央权力掌控者，所有的庭臣，不再是皇帝的合作者，他们是绝对的臣属者，而配剑这样的自卫权，这样的尊严的放弃，就是始皇帝对大臣的敲打。
君臣的地位遥不可及，臣下的前途和未来，嬴政一言就可以决定，虚幻的配剑的安全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了，周礼规定的公卿的尊严，更是中央皇权最直接的威胁，从最具有代表性的行为开始规范大臣，开始界定大臣权力的界限，是统治的艺术和心理暗示融合的举措，他甚至可以看成一项意义重大的政治行为。
三．秦以后带剑上朝的反弹和消亡1．汉代的剑履不解
汉朝的建立，可以说是贵族政治的反弹引起的，只不过桃子被刘邦摘走了，汉武帝开始，中央集权被大大的加强，同时君权天授的理念开始出现，君权被进一步的神化，皇帝的个人安危联系到了天命的传承，而带剑上朝确实是皇帝生命安全的一个重要隐患。
然而汉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把剑履不解包装成了政治特权来贩卖，上殿不交出配剑，不脱鞋子，成为了政治信任的符号，被看成极大的恩典。
萧何就是特权的第一个享受者，也是从他开始，上殿慢慢的晃悠，不脱鞋子，不交出配剑，皇帝直接喊官爵的名字，成为了宠臣的标配，成为了臣子一生奋斗的目标。
2．带剑上朝最终成了权臣炫耀实力的行为
从梁冀开始，带剑上朝的恩典从皇帝主动，变成了臣下的主动了，他不再是施舍的特权，变成了自己标榜的特权。
他甚至成了隐隐的示威，成了地位和别人不同的象征。从梁冀开始，带剑上朝几乎就是跋扈的代名词，并且这样的情况延续了上千年，梁冀最后是汉桓帝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除去的，而之后的董卓，曹操，就不是汉朝皇帝能压服的存在了。
曹操的带剑上朝，成为了赤裸裸的政治暗示，到底谁说了算，众臣一目了然，而之后的曹丕，曹爽，司马懿，司马昭，都有带剑上朝的特权，带剑上朝几乎成了奸臣兼权臣的代名词，这些特权的享受者都和梁冀不同，都是君权和臣权交锋的胜利者，他们大都还是一个新王朝的创始人，这让带剑上朝在皇帝眼中的忌讳含义，几乎等同于公然造反了。
一直到杨坚和李渊这两位，带剑上朝的臣子必然是造反的臣子，几乎成了公式一样的存在，政治特权的展示成为了朝堂风向标的重要表现，我敢于带剑上朝，也就自然不怕掀桌子，和现在的皇帝彻底的翻脸。
3．带剑上朝成宋以后的政治绝唱
宋朝建立开始，对武将的提防就融入到他的骨髓当中，带剑上朝成为了绝对被禁止的行为，不管什么理由，别说带剑上朝廷，就是擅闯白虎堂一类的政府重要办公地点，都等同于谋逆，这是政权对武将制度性的约束，并且从宋一路延续了下去。
宋的武功，在这样的制度下萎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到了明朝，更是沿袭了宋的规定，厂卫特务制度对大臣的本能不信任，自然也是不可能让他们有带剑上朝的机会的。
到了清朝，别说带剑上朝，就是正常的朝堂议事，都要跪下来高呼奴才，别说臣权，就是基本的人格都被君权完全的压制，带剑上朝终归成为了戏文的情节，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了。
结语：先秦时期，大臣和君王算的上合作者的关系，上下尊卑界定不严，并且贵族政治中，配剑同样是尊严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带剑上朝司空见惯。
从秦始皇开始，尺兵不带成为了皇帝的要求，这与皇权开始迅速提升是密不可分的，嬴政必须在自己和子孙与大臣之间划下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对武器佩戴的严格限制，就是这道鸿沟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汉对萧何的礼遇，却将佩剑上朝看成巨大的政治恩典，值得注意的是，这表示常态下带剑上朝已经几乎不可能发生了。而随后连续的权臣，董卓，曹操，司马懿，自作主张的政治势力展示，配剑上朝更是几乎成为了奸臣的代名词，它也从这个时期起成为了君王心中最大的忌讳，到了宋以后，君权越来越打压臣权，带剑上朝更是彻底绝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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