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太平军交战的过程中，清政府各派系军队很注意吸收太平军投降将士。前期太平军中投降者人数较少，且多为兵卒或下级头目，清军处置太平军降将问题不大。到太平军后期，太平军将士大量投降，而且多为中高级将领带队投降，投降规模较大，万人以上投降事件多之又多，像童容海、古隆贤、陈炳文等人投降时其部皆有六七万人。
清政府给前线的清将指示，要求对降将宽大为怀，如胜保招降李昭寿后，清廷给前线各将的上谕为：“嗣后各路军营遇有被陷贼中弃邪归正者，果能立功自赎，克复城池者，亦当一体施恩，以昭激劝。”所以前线的清军统帅对太平军降将给予了宽厚的处置。
太平军中最早因战争出现的投降事件，发生于北伐战争中，其时北伐军孤军深入，为清军僧格林沁部所困。僧格林沁认为“其馀两湖及各省之匪，人数过多，似宜抚剿兼施。”
像在北伐中投降清军的太平军头目詹启伦，就是在连镇被困时被僧格林沁招降的，僧格林沁先令詹启纶杀太平军效力，等连镇破后，僧格林沁才把詹启伦编入自己军中。
随着湘军的发展，到后期绝大多数太平军降将都投入湘军及从湘军衍生而出来的淮军阵营中。因湘淮军是镇压太平军的主力，所以笔者在此就以湘淮军将领处置降将的方式进行述论，以接受太平军降将较多的鲍超、左宗棠、李鸿章、刘蓉为例，对于那些接受降将较少的湘军将领如杨岳斌、彭玉麟、刘长佑以及非湘军将领等就不一一论述了。
（一）鲍超收编张遇春
鲍超入湘军较早，在对待降将时皆让降将先杀敌立功，然后方允许其投降，“初，呈降碟时，必批令取某城缚某酋以自赎，然后许其薙发来降，及编入伍，临阵必使当前敌。”
如同治元年 (1862年)初鲍超攻打青阳时，太平军将领张遇春率万人来降，鲍超让张部先杀友军，才允许编遣，张遇春为了在鲍超面前自赎，不惜对昔日战友痛下杀手，将溃退的七八千太平军悉数包围，大肆屠杀。之后接受鲍超编遣，“鲍公纳之，简其精锐三千编为春字营”由张遇春做营官。
（二）左宗棠收编蔡元隆
同治二年（1863）年左宗棠收复浙江海宁时，太平军海宁守将蔡元隆率部来降，左宗棠认为“臣以蔡元隆于大军未至之先望风款附，其情与势蹙乞降者不同，当令其妥筹招抚。”对于蔡部将士，“蒋益澧挑其精壮列为元子八营交蔡元吉管带，驻扎城外听候调遣，责令立功赎罪，馀均资遣回籍”。
对蔡元隆本人，左宗棠以“蔡元吉虽久陷贼中，而自拔来归，不烦兵力，应援照童容海、古隆贤投诚成案，请旨赏给四品翎顶，以示激励。”
（三）李鸿章收编吴建瀛、刘玉林、方有才
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初，李鸿章在上海接受南汇守将吴建瀛、刘玉林、方有才投降时认为“盖贼首伪什天安吴建瀛屡受伪忠二殿下凌辱，久有他志，伪淋天福刘玉林、方有才等半系败兵被胁，更非甘心从逆，”所以接受吴等人的投降。对于吴部将士则是“申明纪律，分别遣留，”吴、刘、方三人则“酌给军功顶戴，责令剿贼自效”。
同时李仍派部下进行监视以防万一“仍面嘱潘鼎新、刘铭传以吴建瀛等甫经投降，是否真能杀贼立功，须随时察看。”
（四）刘蓉接受叶毓广（叶有光）投降
刘蓉于同治二年（1863年）夏署陕西巡抚，奉旨督陕，同治三年（1864年）夏，刘蓉在陕西鄠县接受太平军天将叶毓广（叶有光）投降时，“(叶毓广)当与启逆意见不合，近闻官军许开自新之路，遂率所统八百人自拔来归。曹克忠（刘蓉部将）察其词意恳切，因即收置麾下，奖以忠义，给予顶戴，以后出队，即派令身当前敌。”叶毓广投降之后，冲锋陷阵，每战必先，成为曹克忠营中最勇猛的将领，同时还写信招降了十余名太平军将领。刘蓉以叶的战功向清廷乞赏，“合无吁肯皇上天恩可否赏给叶毓广四品翎顶，抑或即准以都司补用，以示鼓励，而广招徕之处。”
三、太平军降将群体是否受到了压制从上文湘淮军将领对待降将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清军将帅对太平军降将的处置方式相对宽松，对那些统兵来降的将领，清军将帅都对其进行了整编，按投降时所带领的人数多寡及立功大小给予不同的职衔。太平军降将投入清军阵营内大部分都是裁撤后再进行整编，但这并不是湘军对其的压制，这与湘军的营制有关。
湘军之所以战斗力强，在于湘军的选将和练兵。湘军每营不过五百余人，行军打仗时皆以营为作战单位，遇有重大战役时，才数营合并设置统领进行作战。
而太平军军制散漫，不注重选将练兵，只以数量来衡量军力的大小。所以，降将由太平军阵营投入湘军阵营，其部属兵力虽然减少，只能说明双方的军队编练体制不一样，但并不能说明降将群体受到了压制。
四、战争结束后，大量的裁军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很多降将其实都离开了军队，但这并不能说，这些降将就受到了清廷的歧视，因为曾国藩对湘军本身也进行了裁撤。
同治三年（1864年）初早在天京城破之前，曾国荃在给郭嵩焘的书信中就提到了所部湘军的去留，“克金陵后，弟陆师且将悉撤，长揖归田，以藏吾拙”。同年六月十六日，湘军攻入天京，因为天京攻破后，曾国藩认为其中以曾国荃部人数最多，共五万余人。故遣散的步骤，即先撤曾国荃部，七月十三日，曾国藩下令裁撤曾国荃部金陵湘军。“因与家兄熟商，将撤去二万四五千人，而酌留二万六七千人为游击之师，及防守此间与金柱、芜湖、西梁之用”到十月初，陆续裁撤完毕。
至于留防金陵附近的二万多人，到次年十月，也基本裁撤完毕。大多数太平军降将归家，并不是投降清廷后不受重视，而是大势所趋。其时，战乱已平，清廷为减少财政支出而做出的大计。
五、什么样的将领会受到重用？
太平军降将中战后受到重用的则是李鸿章所招降的部分将领，这些降将受到重用一方面是因为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李鸿章长期执政清政府中枢之外，淮军兴起之外，另一方面则在于李鸿章的用人观。李鸿章用人讲求同籍，“关于降众的收编，李鸿章尤注意两淮分子”。对于皖北籍者的太平军降将，李鸿章都是酌量收编，授以官职，对于降将的任用，李的原则是“权衡任使，量加重用，并不加以歧视。”
对于太平军降将，李鸿章并不在意他们的出身背景，最重视的则是他们表现的才干，所以太平军降将出身的骆国忠、吴建瀛、周寿昌、方有才、吴秉权、余嘉鳌等将都受到了重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