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高身世之谜：奸臣、宦官抑或复国侠士
无论秦始皇是病死还是被谋害，在他死后改变秦始皇遗命而乱秦政的都是宦官赵高。赵高为何要乱秦政，历代史学家对此进行了探索。
赵高是秦始皇和二世皇帝宠信的权臣，他居高位后，声势显赫，一时权倾朝野，著名的“指鹿为马”的故事就是指他玩弄权术，蒙骗君王和群臣。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王朝即秦王朝之所以二世而灭，多少与赵高的篡权误国有关。
司马迁在《史记·蒙恬列传》中述说过赵高的身世：
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被刑僇，世世卑贱。秦王闻高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
唐人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对此注释说：
盖其父犯宫刑，妻子没为官奴婢，妻后野合所生子皆承赵姓，并宫之，故云“兄弟生隐宫”。谓“隐宫”者，宦之谓也。
赵高家是赵之宗属的远支，可是他的出身却很卑微，父亲因为触犯了秦国的刑律被处以“宫刑”，成为宫中的奴隶。母亲因受株连，没入官府当了奴婢。因为耐不住寂寞与人私通，接连生下赵高兄弟几个。按照当时的法律，奴隶的后代仍然为奴，他们兄弟几个也被阉割，送入秦宫成了内宫厮役。
赵高生性狡黠，记忆力过人，对儒、法、阴阳之学皆有涉猎，尤精法家学说，并且写得一手好字。他决不满足于当厮役的差使，悄悄做着出人头地的准备。他通过细心观察，认准了秦始皇执行的是“以法为教”的国策，“事尤无小皆决于法”。于是，赵高以吏为师，很快精通了繁烦的“狱律令法”，凡五刑细目若干条款无不烂熟于胸。后来他得到了靠近秦始皇的机会，只要一见秦始皇披阅案牍，就趋前侍候，凡遇疑义，赵高便大胆在旁参议，无一不合律令，这使秦始皇龙颜大悦。又见其生得身材高大，仪表堂堂，遂提拔他任中车府令。
中车府令这个职位品级不高，然而掌管着皇帝的乘舆、玺印和墨书等，是皇帝信得过的宦官头儿。这使赵高有了接触国家机密、易获皇帝宠信的绝好机会。果然，秦始皇越来越赏识赵高，特意命第十八子胡亥认赵高为师，随他学习法律，“师徒”二人由此结下亲密关系。秦始皇目游万仞，精骛八极，然而他不知道伏寇在侧，就因为这个疏忽，给大秦帝国埋下了祸根。据《史记·蒙恬列传》记载：“（赵）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蒙）毅不敢阿法，当（赵）高罪死，除其宦籍。（皇）帝以（赵）高之敦于事也，赦之，复其官爵。”秦始皇对赵高的信任可见一斑，而因此事又导致赵高对蒙氏兄弟恨之入骨，必欲报复之。
赵高很有政治眼光，他知道秦始皇即将过世，必须考虑自己的下一步依归问题。经认真分析，他认定在秦始皇的二十多个儿子中，小儿子胡亥是最受宠爱，也是最易操纵的。于是，赵高就把心思都用在胡亥身上，为今后攫取更大权力做着精心准备。“沙丘政变”就是由赵高发起的，他引诱胡亥，威胁李斯，组成三人阴谋同盟，篡改了秦始皇遗诏，逼令秦始皇指定的继承人长公子扶苏自杀，将胡亥推上了帝位。
接着，赵高开始毫无顾忌地抓权。《史记·李斯列传》说“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辄决于（赵）高”。赵高花言巧语劝说胡亥“尽除去先帝之散臣”，连秦宗室的许多人也惨遭杀害。由一名阉人而位至丞相，手操大权，在秦以前的历史上十分罕见。
庞大的秦帝国迅速土崩瓦解，这是秦始皇没有想到的。后来许多人分析了秦朝覆灭的原因，认为最主要的就是赵高乱政。持这种看法的人几乎历代都有，其中不乏名士大儒。较有代表性的有：西汉著作家桓宽，他在著名的《盐铁论》中说“秦使赵高执辔而覆其车”，意思是秦王朝的翻车是因为错误地使赵高执掌了驭马的嚼子和缰绳。西汉政治家、文学家贾谊的《新书》、政治家陆贾的《新语》也持这种观点。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明代思想家李贽也认为秦朝的“二世而亡”是因为“胡亥任赵高”。到了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继续探究这个问题，他在《读通鉴论》中明确认为，秦亡实在是因为“托国于赵高之手”。
这些人都把赵高看做导致秦王朝灭亡的罪魁祸首，是秦代的头号大奸臣。这种观点代代流传，颇有影响，几乎成了评价赵高的定论。就赵高的所作所为来看，如篡改遗诏、逼杀扶苏、剪除功臣、指鹿为马、欲图帝位等，随便抽出哪一条，都是祸国乱政的罪行。那么，赵高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
作为秦朝的丞相，赵高已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他若有意引导秦朝灭亡，难道是真想取而代之，过一过做皇帝的瘾？《史记·李斯列传》就明确记载他后来发动了宫廷政变，逼秦二世胡亥自杀，企图自立为帝，可是“左右百官莫从”，不得已才立子婴为秦王。
但是，对于赵高乱政是要自立为帝的说法，自古就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赵高乱政，其目的是为赵国复仇，不是什么篡位自立，因而不能说赵高是奸臣，应该把他看做“反秦义士”。这样，赵高乱秦政就乱得有了道理。比如泷川在《考证》中转引唐代史学家司马贞的话说：“（赵）高本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乃自宫以进……以勾践事吴之心，为张良报韩之举。”明代学者赵时春在《史论》中认为赵高本是赵国公子，“为秦擒乃宫”，他受不了这种奇耻大辱，遂“欲亡秦而报赵矣”。清代史学家赵翼在《陔余丛考·赵高志在复仇》中说：“（赵）高本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誓与报仇，乃自宫以进，率杀秦子孙而亡其天下。”清代剧作家吕星垣《下邳谒留侯庙》则云：“读《史记索隐笺言》，知留侯博浪之逃，赵高匿之也。”他进而叹道：“《索隐笺言》颇辨冤，鹿马计胜长平战。”
这些言论均不同于传统说法，其观点则有同有异。相同的是都认为赵高是赵国公子，痛恨其国为秦所灭，决心亡秦而为赵国报仇。不同的是，有的认为赵高是在被秦人抓住后，迫其受了宫刑，从而产生雪耻报仇之心；有的则说赵高是“自宫乃进”，制造打入秦中枢的条件，实施自己的报仇计划。
以上这些说法尽管有些出入，但总起来，也有各自的道理。因为从《史记》的《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和《蒙恬列传》等史料看，确实可以找到有关证据，而这些证据足以说明，赵高是在有目标、有步骤地实施他的乱政计划：他将易于操纵的胡亥推上帝位；乱言诱骗秦二世，使其不理朝政；怂恿秦二世享乐，推进严刑峻法乃至喋血政策；大力排除异己，剪除股肱重臣；诱使秦二世屠杀宗室子弟。到了这个地步，大秦帝国已经成了空壳，中央政府也仅仅是个摆设，秦帝国焉有不亡之理。
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司马贞、赵翼、吕星垣等人的说法，那么他们所说的赵高乱政是欲为其故国报仇的观点其实是靠不住的。
查《史记》三家注中的“索隐”部分，找不出他们所说的赵高“报仇”内容。如果他们根据的是什么“孤本秘籍”，那也让人难以相信，毕竟这种说法和《史记》的有关原文相差太大了。应该承认，唐代司马贞和清代赵翼都是很有名的史学家，但是《史记索隐》和《陔余丛考》的史料价值与《史记》相比毕竟还不可同日而语。况且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序》中明确宣称“探求异闻”，这就有些猎奇的味道，其史料价值就应打折扣。
《史记·蒙恬列传》说赵高为“诸赵疏远属也”，并不能理解为“赵诸公子”。这里的“赵”是姓氏，而不是原先的赵国。而“诸赵”是指秦国王室，因为秦王室虽姓嬴，却又以赵为氏，这是古代的姓氏习俗。这一点在《史记·秦本纪》中说得很明确：“秦之先为嬴姓……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史记·秦始皇本纪》更明确说：嬴政“及生，名为政，姓赵氏。”这样看来，“诸赵疏远属也”即是说赵高是秦王室的远支，并不是说他是什么赵国的公子，他也就没有什么报仇复国的任务，因而所谓“赵高乃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之说是站不住脚的。
大多数学者都认定赵高是个“宫人”，但他是怎么变成“宫人”的，“为秦擒乃宫”和“自宫以进”显然与《史记》中明确说的“生隐宫”是不同的。既然赵高不是赵国的公子，复仇之说不存在，那么“为秦擒乃宫”和“自宫以进”应该说都是靠不住的。赵高之所以成为宫人，完全是受刑犯父亲的连累，这也就成为他仇恨秦朝政权，要杀尽嬴姓子孙，进而推翻这个大帝国的主要原因。
还有一种说法比较新鲜，认为赵高并非是“宫人”，理由是京剧传统剧目《宇宙锋》中有赵高逼女嫁给二世皇帝为妃的情节。若赵高有女，则非“宫人”无疑。但仅仅根据一出京剧传统戏为凭，根据不足。而京剧《宇宙锋》是根据什么来编写赵高逼女嫁给秦二世的情节，这恐怕也是鲜为人知的。或者，它就是文学作品，完全是作者虚构的，并无历史依据。
据上述可知，赵高并非赵国公子，并非“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而乱秦政。关于赵高乱秦政，历史上还流传有不少故事，但只能供参考。如《拾遗记》中记载一则故事说：“秦王子婴立，凡百日，郎中令赵高谋杀之”，子婴梦见秦始皇的鬼魂对他说：“余是天使也，从沙丘来。天下将乱，当有同姓欲相诛暴。”子婴于是“囚（赵）高于咸阳狱”。这故事具有天道轮回的意味，荒诞不经，当然不足为信。但是从中却可证明，此则故事的作者是将赵高作为秦始皇的“同姓”的。
其实，无论赵高是否是赵国公子，也无论他曾是否为“宫人”，他与秦二世胡亥加紧盘剥百姓，又任意诛灭异己，滥用刑戮，这就使社会矛盾迅速激化起来，刚建立不久的秦王朝于是被推到崩溃的边缘。
